中国哲学著作:庄子通、黄书、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四书训义
《庄子通》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与作者另一著作《庄子解》为姊妹篇。但后者偏重注释,本书则利用《庄子》资料发挥自己的哲学观点。提出“以物为师”,“以中裁外,外乃不淫;虚中受外,外乃不窒”(《天运》)。对庄子抱有同情,在《叙》中自称:“念予以不能言之心,行乎不相涉之世,浮沉其侧者,五年弗获已,所以应之者薄似庄生之术,得无大疚愧!”但随即剖白:“然而予固非庄生之徒也。”对庄子“不谴是非”、“逃之空虚”提出批判。收入《船山遗书》。1962年中华书局整理标点后,与《老子衍》合编刊行。
《黄书》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一卷。内分《原极》、《古仪》、《宰制》、《慎选》、《任官》、《大正》、《离合》七篇论文,另附《后序》。成书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为作者早年的政论作品。自称本书主旨为:“拒闲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后序》)认为保卫民族利益是“古今之通义”,反对民族压迫。但又过分颂扬历史上攻占“夷狄”领土的“夸武辟彊者”,甚至视“夷狄”为“殊类”而排斥,则表现出浓厚的大汉族主义。收入《船山遗书》。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将其与《噩梦》合编刊行。
《读四书大全说》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十卷。成书于清康熙四年(1665)。《四书大全》系明永乐间胡广等人奉钦命编纂。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基础,汇编宋以来程朱学派对“四书”的解释而成。王夫之以读书札记形式,按照《四书》原来的篇章次序,借用其中某些命题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批判宋明理学。论证“致知、格物亦有行”,批判理学家的“知先行后”,对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亦作了新解释,“夫子略于生、学分上、次,而后人苦于上、次分生、学(指生而知之、学而知之)。乃不知上、次云者,亦就夫知之难易迟速而言,困而不学,终于不知,斯为下尔”(《论语》)。强调“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驳斥了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同上)。认为“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孟子》),反对程朱的“理能生气”。提出“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同上)的历史进化观点,否定理学家宣扬三代以前是“天理流行”之“盛世”的复古历史观。但亦未能完全摆脱程朱思想的影响,倡言“礼治”,“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统谓之礼”。收入《船山遗书》。
《读通鉴论》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凡三十卷,八百一十篇。为作者晚年所作历史评论性著作。以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所载史实为背景,上自秦始皇、下迄五代,旁及宋元明,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论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历史观。书中反对“天命论”,驳斥“君权神授”说,指斥历代帝王以天下为“一姓之私”,“擅天下之土”,肯定了“公天下”的思想。提出“理在势中”、“势相激而理随以易”的观点,认为凡是符合历史趋势的事都是“不容违阻”的。肯定历史是进化的,“世益降,物益备”(卷十九)。收入《船山遗书》。1975年中华书局发行上、中、下三册。
《四书训义》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二十卷、《孟子》十四卷,总计三十六卷,为作者早年之作。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宗,于经文每章之下,先列朱子注,次列作者所作的训义。也有自认为朱注义理已备,则不再作训义。训义的内容多数敷演大义。训义的例式是,开头是夫子曰,尔后是作者的论述。在全书的训义中,均以孔子的言论为纲,高度崇赞孔子,在孟子的训义中,称“自今以往圣人复起,非孔子其谁法哉?”又称“孔子广文王之道”。最早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王氏遗经书屋刊行。光绪十三年(1887)潞河啖柘山房重刻。收入《船山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