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一丝一毫的中国血统,但我有一颗100%的中国心,我要用一生来报答中国!”这是那位印尼富豪无偿向中国捐赠学校时说出的一句话。一个没有中国血缘、没有中国国籍的人,为什么要用“报答”两个字?他欠了谁什么?
说出这句话的人叫熊德龙,生父是荷兰人,生母是印尼人。论血统,他和中国之间确实隔着一道天然的界限。可这道界限在他不到一岁的时候,就被一对在印尼谋生的广东梅县华侨夫妇抹掉了。
熊如淡和黄凤娇在雅加达经营着一家小面馆,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家里已经有孩子,还收养过别的孤儿。他们在孤儿院看到那个被遗弃的混血婴儿时,还是把他抱回了家,取名熊德龙,意思是希望熊家得到一条龙。
这个决定的重量,要放到后来的日子里才看得清楚。家里说的是客家话,吃的是客家菜,睡前听的是司马光砸缸、岳母刺字的故事,父亲一句一句教他背《增广贤文》。
街坊邻里不是没有闲话,觉得这个长相特殊的孩子日后很难对这个家尽什么心。黄凤娇没有跟人争辩,她做的是一件更朴素的事,带着孩子去学堂,当面告诉那些嘲笑他的人,这就是我家的骨肉。一个母亲用行动告诉孩子“你属于这里”,比任何血统证明都管用。
熊德龙十六岁就离开学校去海绵厂做工,十九岁凑钱开了自己的小厂,一场大火把设备、存货烧得干干净净。在他最抬不起头的时候,养父母把房子和店铺卖掉了,把钱塞到他手里,让他从头再来。这份不计得失的支撑,在他心里种下的不是一笔需要偿还的债,而是一种做人的方式:人活着,不能只算自己那一份。
后来的事情许多人知道一个大概,他从一家小海绵厂起步,把生意做到了钢铁、纺织、房地产、银行和媒体,成了印尼《国际日报》的总裁。
1978年11月,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内地,在澳门过来的那条土路上长跪下去,掬起一捧土,心里念的是养父养母,念的是自己总算替二老回到了他们的祖国。第二年他到广东梅州,双目失明的祖母用手摸着他的头,叫了一声“乖孙”,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从那时候起,他的钱开始往一个方向流。梅州泮坑小学、水白中学的校舍先修起来,嘉应大学筹办时他捐出两百多万元建德龙会堂,梅州一地他修了六座桥,医院楼、华侨博物馆、乡村学校的教学楼一处处落成。往大了算,他在国内捐建的学校超过三十所,公益投入累计超过四亿元。这些数字放到任何一个慈善榜上都拿得出手,可熊德龙做的许多事并不在数字里。
他跑遍美国和东南亚,动员海外华侨一起为梅州办学凑钱;他掏钱送内地官员去洛杉矶培训,让他们看看外面的城市是怎么管理的。这些事花时间、花精力、花人脉,没有剪彩仪式,也不产生捐款收据。
有人问过他,既没有中国国籍,也没有中国血统,做这些到底图什么。他的回答始终绕不开那对开面馆的夫妻。养父母教给他的不是“你应该爱中国”这样的大道理,而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种过日子的准则。
他十六岁辍学,太清楚一个孩子没有书读意味着什么,所以看见梅州山区破破烂烂的乡村校舍时,他心里过不去。他后来的捐赠,与其说是在完成一个宏大的使命,不如说是在延续养父母教他的那套活法:看见别人需要,手里又有,就伸一把。
那张西方面孔和那颗“中国心”之间的反差,之所以打动人,不在于血统和认同之间出现了多么罕见的错位,而在于熊德龙用几十年的具体动作把“认同”两个字从口头拉到了地面上。
他说自己没有中国血统,这句话是事实。他说自己有百分之百的中国心,这句话也是事实。两个事实放在同一个人身上并不矛盾,因为决定一个人归属的,从来不只是血管里流着什么,还包括他从小听谁的话长大,在谁卖掉房子的时候重新站起来,以及他有了能力之后把钱和力气往哪里放。
熊德龙没有把“报答”挂在嘴上,他把报答变成了一所又一所学校、一座又一座桥,变成了一件做了就不打算停下来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