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代帝王从小学习帝王之术,还是会被推翻灭亡?
很简单,因为帝王之术的作用极其有限,只服务于皇帝本人,而王朝兴衰成败是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二者在中国古代的治理实践中往往并不相关,甚至某些情况下还呈负相关。
所谓帝王之术,最早系统论述于《韩非子》,说穿了就是驭下之术:调教群臣以维护君主个人权威和统治的谋略。其潜在逻辑是:对群臣实行有罪推定,都有谋反僭越之心,君主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分化、利用、打压群臣。
这种逻辑必然导出一个致命悖论:帝王术的目标是君主实现绝对独裁,但却认定群臣绝对不忠。所以无论帝王术如何发挥,都不能实现自身目标。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君主本人寿命再长、精力再充沛,都永远无法真正控制群臣,臣子迟早都会谋逆。
换言之,帝王术的存在就表明君主专制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必死诅咒,专制天然的内在矛盾决定其必然走向毁灭。
众所周知,古代治国理政的总遵循向来是外儒内法,以法家思想驾驭群僚,以儒家思想驯化民众。历朝历代皇帝从小只会学这两种东西,学到极致,也只能说是在如何维系王朝稳定这一问题上理论深厚,但决定国家稳定的根本因素是官僚地主无限度兼并土地重课赋役同贫苦农民日益穷困沦为私奴或流民之间深刻的阶级矛盾。
历代皇帝知道如何处理自己与官僚的矛盾,也知道如何处理朝廷与百姓的矛盾,但就是没学过如何处理官僚和百姓的矛盾。
很简单,官僚和百姓的矛盾是官僚的事,与皇权安危没有直接相关性,解决百姓问题是各级官吏的职责,官僚的性质是在百姓面前代表皇帝意志的代理人、承包人,皇帝不会也没能力去直接管理天下每一户每一人。
帝王之术中,皇帝执政的理想境界就是皇帝垂拱而治,百官还能各司其职。至于百姓疾苦,压根不在帝王之术的服务范围内。
所以,历朝历代,即便皇帝本人精通帝王之术且运用的炉火纯青,其上限也只是能保证在自己当权期间王朝体制内平衡稳定而已。一旦皇帝精力衰减或驾崩,帝王术的副作用便会立刻显现,进而反噬君主和整个帝国。
这样的例子简直数不胜数。
秦帝国,以法家为指导,把帝王术奉为圭臬,在全国强推法制,结果二世而亡。从小受帝王术熏陶的胡亥自己也被赵高弑杀。
汉宣帝刘询死后,即位的汉元帝刘奭放纵儒者发展横行,导致谶纬之学大肆流行,直接动摇汉朝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根基,为王莽篡位埋下祸根。
前秦苻坚自以为熟谙帝王术,刻意模仿尧舜圣王,玩恩威并施,厚待异族降将慕容垂、姚苌等,结果淝水战败,形势骤变,二人先后叛立,苻坚也身死被杀。
梁武帝萧衍也搞帝王术,在宗室、世族的内耗中四十年游刃有余,对从东魏叛逃侯景又接纳又威吓,自以为能轻松拿捏侯景,终究招致叛乱,落得饿死台城的下场。
唐玄宗李隆基玩了一辈子帝王术,最后被最信任的安禄山、史思明打脸。
宋仁宗赵祯在位后期,北宋朝堂就已经有党争,仁宗一直在极力制衡双方,直到宋神宗赵顼打破平衡,极力倚重王安石变法。而王安石为人过直、又短于用人,贬斥大批旧臣,结果新法又弄得走样,怨声载道,拉开了北宋朝堂近半个世纪新旧党争的大幕,间接断送了北宋社稷。
明世宗朱厚熜智商绝顶,精明过人,精通帝王权术,在位四十五年先后与杨廷和、杨慎、张璁、夏言、严嵩、徐阶数位首辅斗得不亦乐乎,后深居西苑而遥控中枢大权,玩弄群臣于股掌之间,结果整个嘉靖朝民不聊生,南倭北虏为虐,明朝日渐衰败,海瑞一篇奏疏就揭了朱厚熜的老底。
清高宗弘历可谓帝王术的集大成者,在位六十年统御群臣游戏自如,无人不畏服,但大清帝国的老百姓在万岁乾隆爷的统治下过着猪狗一般的奴隶生活,马嘎尔尼访华所见之处,尽是草木破败不堪、民众瘦骨嶙峋。帝国的颓势已经不可逆,而弘历本人还沉浸在十全老人的丰功伟绩中。此时埋下的内外祸患终究报应在了嘉庆、道光两朝。
综上,帝王术从根本上来说只是给有能力的帝王用的辅导术,帝王过分依赖或者说只擅长帝王术,最后只会导致帝王自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当群臣不再对帝王言行有丝毫异议时,国家必会遭受灾殃。皇帝越精通帝王术,越沉迷于整人防人,那么他必然就对百姓越冷漠,对一些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常识反而一无所知。
更不必说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候(宋以前),当权的皇帝压根就没有机会和可能去施展帝王术,要么年纪太小、要么是权臣傀儡。能够有机会运用帝王术反倒成了皇帝本人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