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说:我们的社会已经乱了套,乱到让那些老老实实、一言九鼎、守信用、遵纪守法的学生,几乎没有出路,因为这样的孩子一踏入社会就会吃大亏,社会风气早就坏了,他们就像清溪流进污浊的河水,处处格格不入!
这番感慨之所以在当下还能戳中很多人,是因为校园规则和社会实际运行的规则之间隔着不小落差。
学校里评价标准写在明面上,按时交作业、守纪律、尊重师长,努力大体对应回报;踏进社会之后,分配机会、议价合作里掺着大量人情、关系和灰色博弈,只背熟品德条文、没见过复杂局面的孩子,第一次进场自然容易发怵,被人推着走也不奇怪。
这种不适应让人误以为是老实本身出了问题,可品德本身从来就不是什么拖累,更不是导致人吃亏的元凶。真正出问题的从来不是老实这个品质,是有人把钻空子包装成“会来事”,把破坏规则美化成“懂变通”,时间久了,反倒让守底线的人显得像个不合群的异类。
可这笔账,到底该算在谁头上?看看张某的遭遇,就能明白问题卡在哪里。
2020年6月,张某进入一家快递公司,试用期三个月,月工资8000元。公司规定,员工从早上9点干到晚上9点,每周上六天班。干了两个月,张某认为工时严重超出法律规定,拒绝继续接受超时加班安排。
随后,公司以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
事情到这里,如果只拿“听话不听话”衡量,张某似乎成了不肯配合的人。但他没有把公司的决定当成最终答案,而是申请了劳动仲裁。
最终,仲裁委员会裁决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000元。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还责令公司改正违法规章制度,并给予警告。
这件事最该让年轻人记住的,是单位制定的要求也有边界。认真工作是责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样是在守规矩。把两者对立起来,才会让人误以为,想保住饭碗就得放弃底线。
当然,拿到一份支持劳动者的裁决,不等于找工作、讨工资从此没有难处。个人要花时间准备材料,要承受失去工作的压力。这些实际负担,不能用一句“你要勇敢”轻轻带过。
所以,教孩子做人厚道,也得教他把事情说清楚。入职前弄明白工资和工作安排,重要约定落在纸上,工作记录妥善保留。遇到侵害,知道去哪里咨询、怎样反映。能把事实摆出来,比反复诉说自己有多委屈更有用。
但若因此断定,社会只奖励精明算计,诚信已经一文不值,也把事情看窄了。
2010年春节前,湖北的孙水林带着26万元现金返乡,准备给工人结清工资。不幸的是,途中发生重大车祸,他与妻子、三个孩子遇难。
发工资的人走了,答应工人的事怎么办?
弟弟孙东林接过了这件事。到了结算时,工资清单找不到了,他让工人自己报数,再照数发钱。26万元发完仍有缺口,他又拿出自己的积蓄,母亲也拿出1万元养老钱。腊月二十九晚上,33.6万元工钱全部发完。
这是后来被人们称作“信义兄弟”的故事。难处就在于,家里遭遇如此大的变故,他们仍然没有把工人的辛苦钱往后推。
这件事值得敬重,却也提醒我们:按时领到劳动报酬,本来就不该依靠雇主作出超常付出。一个家庭的守信让人感动,一套可靠的支付和追责机制,才能让更多家庭安心。
把张某和孙家兄弟的事情放在一起看,道理其实很朴素:对自己答应的事负责,对别人越界的要求说清楚,两件事完全可以同时做到。
我们常把“老实”和“好说话”混为一谈。可守信用,是不随便毁约;有主见,是不随便接受别人强加的条件。一个人可以温和,也可以认真核对账目;可以体谅困难,也可以要求明确付款时间。这些做法,不会减损他的厚道。
同样,不能一见别人有礼貌,就把额外负担当成理所当然。谁负责、谁付钱、谁承担后果,都应当事先讲明白。用人情压掉约定,最后伤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利益,还有下一次合作的信任。
对于学校和家庭,这也是一道必须补上的课。孩子提出合理疑问时,别急着说他不懂事;孩子受到委屈时,先把经过问清楚,别张口就是“怎么别人没事”。如果从小只夸顺从,长大后又怪他不会争取,孩子究竟该听哪一句?
对于单位,真正有分量的态度,也体现在日常分配里。工作成果归谁,晋升条件是什么,报酬怎样兑现,都尽量有明确标准。谁踏实做事,就让谁看得到回报;谁侵害权益,就让谁承担相应责任。
人们担心老实人吃亏,担心的是自己认真了一辈子,最后连本该得到的东西都保不住。回应这种担心,靠劝人圆滑远远不够。
让守信的人少跑一趟,让维权的人少受一道刁难,让违规的人不能轻易把代价推给别人,才是在一点点修补社会风气。我们教孩子守住的那些道理,也应当成为他们走出校门后,依然能够依靠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