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军军长孙良诚坐到解放军的谈判桌前,开口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在北平西直门还有一些房产,投诚了会不会被没收?”
要看懂这一问,得先知道孙良诚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冯玉祥西北军出身的老军人,从军阀混战年代一路走来,换门庭是家常便饭:全面抗战期间,他甚至投靠过汪精卫的伪政权;抗战胜利后,又被国民党收编。在他眼里,手里的部队从来不是保家卫国的力量,而是讨价还价、替自己捞好处的本钱。他信的是有枪就有本钱,队伍往哪边站,全看哪边开的价更高。
他捞来的好处里,最上心的就是房子。抗战那些年,他借着职务便利,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接连购置房产,还开办企业、倒卖物资,攒下了一份不小的家业。官位会变,枪杆子会丢,房子在他心里才是最靠得住的东西。在不少人眼里,他这个军长,倒更像个精明的商人——这也为他后来在谈判桌上的那一问,埋下了伏笔。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第一阶段。孙良诚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一零七军军长,他带着部队往徐州方向撤退,走到江苏睢宁境内,被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团团围住。几番尝试之后,突围已经没有希望,硬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摆在他面前的只剩谈判一条路。和他坐到一张桌子上的,是华野二纵五师政委方中铎。孙良诚起初还端着架子,咬定自己是率部起义,不肯认投诚这两个字。方中铎没有跟他绕弯子,直接点破:起义的时机早就错过了,眼下除了放下武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这话孙良诚听进去了。可就在协议即将落笔的时候,他忽然想起自己在北平的产业,先问了一句:西直门的房产、名下经营的那些产业,投诚之后会不会被没收?方中铎摇了摇头,给了他明确答复:个人的合法财产,会受到保障。其实按当时的政策,投诚人员的合法私产本就不会随意没收,主动放下武器、避免伤亡的将领,还能得到优待。只是他心里没底,才非要亲口问个明白。
得了这句话,孙良诚却没有立刻签字,又提出一个要求:“我还有两匹马,两个卫士,我想继续带着,行不行?”甚至希望对方给开个证明。对面的代表听得十分无奈,最后还是点了头。就这样,孙良诚在投诚协议上签了字,五千多名官兵随之放下武器。
投诚之后,我方对他还抱着指望:他是西北军旧部,和驻在蚌埠一带的刘汝明同出冯玉祥麾下,素有交情,这层关系别人替代不了,若能把刘汝明劝过来,战局上还能少流不少血。孙良诚当面满口答应,答应得十分痛快,还主动提出,要带上地下党员和他同去。
可谁也没有想到,孙良诚一见到刘汝明,心思立刻活了。他对蒋介石重新抱起幻想,想拿一份投名状去戴罪立功——而这份投名状,就是同行的地下党员周镐、王清瀚。他把两人出卖了出去,周镐和王清瀚随后被押往南京,遭保密局杀害。至于策反,他一个字也没有提。
告密换来的并不是高官厚禄。蒋介石对这种反复无常的人十分厌恶,直接把他关进了南京的监狱。直到1949年,孙良诚才被保释出来。出狱之后,他没有跟着败退的国民党去台湾,而是带着多年攒下的大笔赃款,躲进上海小老婆的豪华别墅,做着乱世里保命又保财的清梦。
上海解放后,这场梦很快就醒了。当年被他出卖的周镐,遗孀历经周折,终于摸清了他的藏身之处,向上海军管会举报。孙良诚随即被捕,此后被关押改造,到1951年病死。从谈判桌上惦记房产,到为了自保出卖同伴,他算计了一辈子得失,最后一样也没能保住。
在我看来,孙良诚的投诚和告密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投诚是被大军围出来的,告密却是他自己主动选的。你觉得评价这样一个人,该看他放下武器、让五千官兵免于伤亡,还是该看他转身告密欠下的两条人命?我偏向后者——被形势逼出来的善,抵不过主动做下的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