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倒霉!”重庆合川,一位老人去世,67岁老汉去抬棺,参与抬棺的有8人,每人300块酬劳,没成想,途中老汉不慎滑倒,被棺材杠砸伤右脚,造成右脚骨折住院18天,事后,老汉将逝者家属告上法院,要求赔偿8.3万,而法院这样判!
这事放在当地农村,说新鲜也新鲜,说不新鲜也不新鲜。现在乡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务工,白事上想凑齐8个能抬棺的壮劳力,早就不是容易事。
久而久之,抬棺这桩重体力活,反倒成了村里中老年群体的“固定差事”,这次出事的8人队伍,平均年龄就在60岁以上,大家平时谁家有白事就凑到一起搭班子,一趟活每人分300块酬劳,行情不高,胜在都是乡里乡亲,互相都熟络。
出事当天是出殡的日子,路面本就有些湿滑,抬棺全靠几人肩上扛杠、步调一致,几十上百斤的重量压在肩上,脚下稍有差池就容易出意外。这位李姓老汉就是脚下一滑没站稳,整个人失衡的瞬间,沉重的棺材杠直接砸在了他的右脚上,当场就疼得站不起身。
送到医院检查确诊右脚骨折,前前后后住院18天,出院后恢复了一段时间,还是落下了毛病,去做伤残鉴定,最终评定为十级伤残。老李算了一笔账,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加起来,总损失有95000多元,他觉得自己是给逝者家属干活受的伤,对方该担主要责任,于是一纸诉状把逝者的四名子女告上法院,主张对方承担70%的责任,索赔8.3万元。
不少人听到这事的第一反应,都会觉得老李做得有点过分。人家家里刚办丧事,正处于悲痛的时候,你收了酬劳帮忙抬棺,自己不小心滑倒受伤,转头就把主家告上法院,多少有点不近人情。放在以前的乡土社会,这种事大多是伤者自认倒霉,主家出于人情往来送点营养品、补个千八百的慰问金,就算过去了,闹到公堂之上的少之又少。
但法律不认人情世故,只讲责任边界。法院审理后并没有按照老李主张的劳务关系判定,而是认定这支抬棺团队和逝者家属之间属于承揽合同关系。说白了就是家属把抬棺这一整项事务打包交给了这个团队,支付的是完成整项工作的报酬,不是按天按人结算的工资。正常情况下,承揽关系里干活的人受伤,定作人不用承担责任,只有在定作、选任、指示上有过错的时候,才需要担责。
法院最终判逝者家属承担30%的责任,核心原因就是选任过失。抬棺属于高风险的重体力作业,这个团队成员普遍年龄偏大,既没有专业的安全防护设备,也没有规范的作业保障,家属在选择这支队伍的时候,没有对其安全作业能力做基本的审查,把高危活交给了明显风险承受能力不足的群体,这个过失和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
剩下的责任里,有40%划归其余共同抬棺的成员。抬棺是典型的团队协作作业,这些人长期搭伙干活,互相之间本就负有提醒、监督、协同保障安全的义务,明知道作业存在风险,却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整个团队对安全管理都存在疏忽,因此要承担对应的责任。只是老李主动放弃了追加其他抬棺人作为被告,所以这部分赔偿他没有在本案中主张。
最后的30%责任,由老李自己承担。他不是第一次参与抬棺,有多年的从业经验,对这项工作的风险本该有清晰的认知,作业过程中没有尽到对自身安全的高度注意义务,自己滑倒受伤,本身就存在过错,按照过失相抵的原则,理应自担一部分损失。
最终法院核算,老李的各项损失合计95465.05元,逝者家属承担30%的比例对应28639.52元,再加上酌情支持的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总共需要赔偿29639.52元,差不多3万元,和老李最初索赔的8.3万有不小的差距。
其实这个案子最值得琢磨的,不是谁赔了多少钱,而是背后藏着的乡村现实。空心化的村子里,老年人撑着很多传统行当,赚的都是辛苦钱,风险却没人兜底。以前大家靠人情规矩行事,现在法律意识慢慢普及,责任边界越来越清晰,难免会有人觉得不适应。
逝者家属觉得委屈,办丧事本就劳心费神又花钱,平白无故多出一笔赔偿,换谁都觉得晦气。但换个角度看,要是当初选队伍的时候多考量一下安全问题,多叮嘱几句注意事项,未必会走到这一步。这3万块钱,也算是给所有要办红白事的家庭提了个醒,找工人干高危活,不能只看价钱和人情,安全资质该查还是得查。
老李这边也谈不上赢,67岁的年纪,为了300块酬劳摔成骨折,还落下十级伤残,就算拿到3万赔偿,遭的罪也补不回来。一把年纪还要干这种重体力活,本身就带着几分生活的无奈,只是风险摆在眼前,自己多上点心总没错,真出了事,谁也替不了自己受疼。
还有那些一起抬棺的老人,虽然这次没被起诉,但责任划分已经明明白白,以后再搭伙干活,别总凭着老经验蛮干,互相多提醒一句脚下、多注意点节奏,既是对同伴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乡土社会的规矩在变,法律的底线一直都在。人情不能当免责牌,经验也不能当护身符,把责任拎清楚,把安全放在前,不管是主家还是干活的人,才能少点麻烦,多点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