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深圳峰会前,新加坡突然翻出2014年的旧账。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近期就2026年深圳APEC峰会表态,直言各经济体应坚持开放与合作。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今年3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也特别提到中国国内市场可以成为推动区域增长的强大引擎。
2026年APEC峰会落地深圳,亚太各经济体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国南方这座科创重镇,就在峰会筹备紧锣密鼓推进之际,新加坡方面接连就亚太区域一体化表态,频频提及2014年北京APEC敲定的亚太自贸区(FTAAP)路线图,催促各方拿出实质性推进方案,很多人以为新加坡只是来给峰会站台捧场,实际上,这个常年稳居全球贸易枢纽前列的国家,打的是关乎自身核心利益的“规则算盘”。
新加坡反复推动FTAAP落地,本质上是源于小国的“枢纽生存焦虑”,作为没有经济腹地的城市国家,新加坡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产能和市场,而是全球贸易的“中转站”与“规则衔接器”角色,它靠透明高效的贸易规则、成熟的金融物流体系,串联起东西方的贸易往来,靠规则红利吃遍全球饭。
但眼下亚太贸易体系正处在“双轨并行”的碎片化状态:一边是覆盖15国、强调包容性发展的RCEP,另一边是门槛更高、规则更严的CPTPP,两套体系原产地标准不同、合规要求不同、数字规则不同,企业做跨境贸易就要准备两套方案,物流、金融、通关的衔接成本都会翻倍。
对新加坡来说,规则越碎片化,它的“中介枢纽”价值就越稀释;FTAAP越早落地、规则越早统一,它的贸易枢纽地位就越稳固。这不是简单的“不想来回切换”,而是关乎国家经济基本盘的现实考量。
表面上看,各方只是对区域一体化的推进节奏有分歧,实则是两套一体化路径的话语权博弈,中国的路线始终清晰:先把RCEP的蛋糕做大做实,让东盟、中日韩澳新所有成员先享受到关税减免、原产地累积等实实在在的红利,再通过RCEP的整体升级,逐步对接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最终向FTAAP过渡,这是一条“普惠先行、逐步升级”的路线,充分照顾到了亚太经济体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现实。
新加坡等已加入CPTPP的经济体,走的则是“高标准先行、逐步扩容”的路线:先拉起一个小圈子定下高规则门槛,再慢慢吸纳新成员,最终把CPTPP的规则体系扩展为整个亚太的通用规则,两条路的终点都是FTAAP,但哪条路径成为主流,未来亚太贸易的规则底色就由谁定义。
根据商务部公开数据,RCEP生效以来,区域内贸易壁垒持续降低,2025年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已超30%,红利持续释放。
而中国自2021年正式申请加入CPTPP以来,始终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推进相关工作,持续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同时中国已正式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与新加坡等成员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对接不断加深。
新加坡此次表态特意点出“积极拥抱数字技术等新兴创新领域”,不是泛泛的外交辞令,而是精准踩中了当前亚太贸易合作的最大增量,作为APEC秘书处所在地,新加坡在贸易规则协调、数字通关标准上积累了十几年实操经验,东盟内部的电子原产地证书系统、跨境数据流动试点,都是新加坡牵头跑通落地的。
而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数字贸易市场,跨境电商、数字支付、AI赋能贸易的应用场景全球领先,中国的数字贸易标准要走向亚太,需要新加坡这样成熟的规则枢纽作为试验场;新加坡要巩固自己的数字贸易枢纽地位,也需要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技术应用做支撑。
更深一层看,当前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片面强调绝对数据自由流动、禁止数据本地化,并不适配亚太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阶段,中新联手探索的数字贸易规则,既能对接国际高标准,又能兼顾各国的数据安全与发展权,本质是在为亚太数字经济打造一套更具包容性的公共产品,避免数字领域出现阵营对立。
从2006年河内APEC提出FTAAP愿景,到2014年北京APEC敲定路线图,20年过去愿景仍未落地,卡点远不止“推进快慢”的分歧,国企竞争中性、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每一项都是牵扯各方核心利益的硬骨头。
除此之外,外部干扰因素同样不容忽视,美国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本质上是要在亚太搭建一套排除中国的经济规则体系,刻意制造阵营分割,给亚太一体化进程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不少经济体夹在中间,既想享受中国市场的增长红利,又顾虑外部压力,这也是FTAAP推进缓慢的重要原因。
说到底,APEC从来不是谁压倒谁的牌桌,亚太一体化也不是零和博弈,新加坡着急催进度,恰恰说明FTAAP的共识仍在,各方都不想让这个愿景沦为空头支票,深圳APEC峰会的意义,从来不是一锤定音敲定所有规则,而是把各方拉回谈判桌,找到更多利益交汇点,亚太的未来并不是靠某一个国家主导,而是靠愿意先把路修到对方门口的经济体一起拼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