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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吴化文居住在上海。山东的群众知道后,派代表来上海请愿,请

建国后,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吴化文居住在上海。山东的群众知道后,派代表来上海请愿,请求杀掉吴化文,以惩罚他过去对山东人民的暴行。
1948年9月19日夜里,济南城西的枪声忽然变了方向。国民党第96军军长吴化文带着两万多人,在阵前掉头。西线的防御一下子裂开大口子,济南战役提前结束。这一夜保住了不少人的性命,也让一个背着旧账的人活了下来。功和罪压在同一个人身上,争议也就一直没断。
山东乡亲的怨气,要先从他的来路说起。吴化文1904年生在山东掖县,也就是今天的莱州一带。他早年在冯玉祥的队伍里起家,后来跟过韩复榘。抗战期间,他投靠了汪精卫政权的伪军,日本投降后又被国民党收编。几十年里,他的靠山换了好几个,手里的兵却始终没丢。
最让人恨的是他当伪军的那些年。在山东乡下清剿、征粮、烧村,挨打受害的,大多是他的同乡。外敌的刀砍下来,老百姓只能咬牙;说着同样乡音的人动手,伤口要深得多,一代一代口口相传。具体毁了几个村、死了多少人,各处说法不一,这里不写数字,但乡亲们的怨气是真的。
所以后来的请愿,并不难理解。在受害人家里,功劳是个抽象的词,死去的亲人却有名有姓。当年的汉奸,不少人被依法惩处;这个人不仅活着,还当着官,在上海有地方住、有医院看病。换了谁,心里都过不去。
可是这笔账,不能只算一头。回到1948年,吴化文是王耀武手下的军长,守的是济南城西。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解放军东西两面同时攻城。三天后他宣布起义,带出三个旅。济南守军总共十万出头,一下子少了将近五分之一,偏偏又是最要紧的西线。
西线总指挥宋时轮后来说过,原计划要打十天到半个月,实际八天就结束了。伤亡少了,商埠区也没遭大破坏。9月24日济南解放,王耀武化装逃走,不久被俘。这个转向的分量,是真金白银摆在那儿的。
他为什么肯转?大势摆在面前,是一方面。当时国民党在东北、华北接连失利,济南成了一座孤城,守下去看不到出路。另一方面,解放军一边打,一边做争取工作,他身边也有地下党员和家人在劝。劝的人再多,点头的还是他自己。起义要是失败,他会落个什么下场,心里不会没数。

这件事更深的影响,在后头的战场上。济南之后,辽沈战役收尾,淮海战役紧跟着打响,北平也在谈判。国民党军队里的将领,眼睛都盯着济南:放下枪,有没有活路?如果起义的人转头被清算,后面的人只会拼到底。让吴化文活着,等于给别人指了一条路,换来的是更少的流血。
起义后,他的部队先整编,到10月底,正式定为解放军第35军,他仍任军长。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35军的部队在4月24日凌晨进了南京总统府。5月3日杭州解放,他出任杭州警备司令。这些战功都有确切记载。
建国以后,他以身体不好为由离开部队。1950年11月起,他在浙江省政府任委员、交通厅厅长;1959年起,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同时是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他还拿到一级解放勋章。职务不小,但手里再没有兵。
晚年他病重,来上海治疗。1962年初,他因胰腺癌住进华东医院,做了手术,4月3日病逝,享年58岁。4月7日,杭州举行了追悼会。
回头看,这件事为什么值得多想几遍?因为它碰到了一个很难的问题:战场上的功劳,和百姓身上的血债,能不能互相抵消。我的看法是,不能。功劳是对着全局说的,少死多少人、早结束多少天;罪责是对着一个个具体的人说的,哪家被烧,哪家没了亲人。前者可以写进勋章名册,后者只能留在乡亲的记忆里。
所以山东人的怨,不该被看成不懂大局。那是对亲人的记挂,也是对公道的期待。而国家当年的选择,看重的是用一个人的性命,换更多战场上的活路,这是在特殊时期算出来的账。两种道理都有来历,谁也不必去抹掉谁。
吴化文这个人,前半生欠下山东的债,后半生靠一次起义,帮着少流了不少人的血。债没有因此还清,功也不会因此作废。历史留给后人的,是把两本账都老老实实记下来,不夸大,也不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