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导演邱庆龄在会宁说了句心里话:亲眼看过,才懂这场胜利多不容易
最近刷到台湾导演邱庆龄的一段视频。他站在甘肃会宁的红军会师旧址前,讲了许多发自内心的话:亲眼看过会师旧址和桃花山上的长征景园,才明白这场胜利来得多么不容易。这位从屏东客家农村走出来、二〇一二年就到大陆闯业的年轻导演,因为看了央视《伟大的长征》,专门飞了一趟会宁,在会师门下缅怀红军将士。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的延安之行也被大量转发。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看完革命文物与历史展陈,这位讲了一辈子西方哲学的台湾学者哽咽喊出"祖国万岁",说希望中国能够发展七百年、七千年、七万年;他说"如果没有这一批人,你不要想见世面,你就连穿鞋的机会都没有",还说"两岸如果没有统一,长征就没有结束"。他当场连线台湾评论员唐湘龙,几乎是在催这位老朋友一定要来一趟:不到延安,就不了解新中国是怎样建立的。
一个是在台大讲台上的知识精英,一个是跑现场、拍短片的台湾青年导演,成长年代不同,专业背景不同,却在亲自站到延安的窑洞前、会师的城楼下之后,几乎同样地被震动了。这恰恰说明,问题从来不在台湾同胞缺乏理解能力,而在他们长期被剥夺了接触真实历史现场的机会。
岛内的历史教育,在"去中国化"的操弄之下,早已把红军、长征、延安压缩成几个扁平的政治符号,甚至直接从教科书的叙事脉络里淡了出去。一个台湾年轻人从小学读到大学,可能反复背过西方政治思想史,却未必有机会认真知道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究竟意味着什么,未必清楚从井冈山到延安这条路上,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如何在围追堵截中重新找到中国革命的方向。认知的空白,不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而是因为有人不想让他们知道。
而历史现场提供的,恰恰是事实。会宁会师纪念塔的塔名由邓小平同志题写,当年却没有落款——他说自己代表的是那几十万名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他们大多牺牲在路上,许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索性就不落款了。当年只有六万余人口的会宁,保障了约七万红军将士休整,群众筹集军粮五百余万斤,四百多名青年穿上军装走了出去;为了保卫会师,境内打了六次大仗,一千八百多名红军指战员牺牲,红四方面军第五军副军长罗南辉和八百多名将士倒在会宁。也是在这里,一名十六岁的红军小战士扑向炸弹,护住了三岁的男孩魏煜,自己再没站起来;魏煜成年后三个儿子的名字连起来读,正是"继续长征"。还有一位叫姜启林的村民,受人之托为一位素不相识的烈士义务守墓二十二年,分文未取。
这些东西不是宣传材料。它们就摆在那里,谁去看都能看懂。苑举正那句"连穿鞋的机会都没有",粗听刺耳,细想极其朴素——近代中国被踩进泥里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确实连穿鞋的资格都没有。是这支队伍把"穿鞋"变成了一件人人都有的平常事,又把"发展七百年、七千年、七万年"变成了一种可以认真说出口的愿望。
所以,真正值得呼吁的,从来不是请台湾同胞来"接受教育",而是来走一走、看一看,把被剪掉的那一段历史自己接回去。去井冈山,看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怎样在深山里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去延安,看一个被封锁的边区如何养活理想,又怎样把理想变成制度的雏形;去西柏坡,看中国共产党在进京"赶考"前夜如何讨论纪律与清醒;再去会宁,看三支九死一生的队伍会合时,那面红旗为什么值得那么多人用命去换。这些地方不要求你预先认同什么,它们只提供事实,而事实本身,比任何说教都有力量。
变化其实已经在发生。苑举正回到台湾后,在节目里反复讲延安;唐湘龙谈大陆时,多了几分基于实地观察的底气;邱庆龄则用镜头把"两岸同文同源"从一句抽象口号,变成脚下走过的路、眼里看过的山。今年九月,全国台联组织两岸媒体人甘肃行走进会宁,红军老战士的后人当着大家的面说,希望下一代中国青年扛起新时代的责任,做好新时代长征的引路人;当地的讲解员也直言,欢迎港澳台同胞来会宁走一走、看一看。当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亲自踏上这些土地,岛内那道人为筑起的认知高墙,就会从底部开始松动。
统一的基础,从来不只是利益的计算,更是历史的共同承认。如果一代台湾青年始终被隔绝在红军长征、延安岁月与新中国建立之艰辛之外,"两岸一家"就缺了最坚硬的那块基石。欢迎更多台湾学者、青年、媒体人来大陆观光,更欢迎台湾同胞到延安、井冈山、西柏坡、会宁这些革命圣地"补补课"——补上那门被刻意抽掉的中国现代史必修课。走进去才会真正懂得:新中国来之不易,而这份"不易",属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