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流传更广的幻象是:全球性的生态系统性破坏是工业革命的专利,前现代的人类和自然始终保持着和谐共处的关系。
但反常识的史实是:这种破坏的起始时间,远比大众普遍认知的工业革命时期早至少 200 年 —— 大航海时代铺开的早期全球化资源掠夺网络,早在蒸汽机发明之前,就已经在系统性消耗全球的野生资源了。
17 世纪全球贸易网络成熟之后,对高价值野生资源的掠夺就成了跨区域贸易的核心板块之一。到 19 世纪中期,婆罗洲的野生燕窝种群已近乎枯竭,苏禄群岛的珍珠资源被采掘殆尽,夏威夷的檀香树砍伐殆尽,东南亚海域的海参、海龟种群减少约 80%,这些全是工业时代正式到来之前欠下的生态账。
儒家 “天人合德” 的伦理指向、道家 “道法自然” 的顺应性主张,农业时代也确实有 “不违农时”“春三月禁渔伐” 的规则。
事实上,这些规则大多以保障长期生产收益为核心目标,属于功利性的资源管理策略,和现代环保 “基于生态平等、维护生物多样性” 的内核完全不是一回事。把前者等同于现代环保,是对传统思想和现代理念的双重误读。
说到底,这些对前现代的美化,本质是一种应对当下焦虑的精神防御机制。
当工业文明的痛点 —— 环境污染、人际异化、内卷焦虑 —— 不断暴露时,我们会主动裁剪历史,把前现代里符合我们想象的碎片(田园牧歌、朴素人情、天人和谐)拼到一起,当成对冲当下焦虑的安慰剂,和 “远方的风景更美” 是同一种 “距离产生美” 的认知偏差。
解决现代性问题的答案,从来不在被脑补出来的美好旧梦里,只在我们当下每一步的探索和行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