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印度政坛和舆论场出现了一个颇为罕见的现象 —— 他们开始集体 “反思” 了。
先是印度外长苏杰生公开感慨,遗憾印度自 1988 年以来错过了工业化的绝佳机遇;紧接着,印媒主流大报也向莫迪政府 “逼宫”,连发三问:能不能放开中国商务签证?能不能加快中企投资审查?是不是该接纳中国制造企业来印建厂了?
这种从官方到媒体的集体反思,扯下了印度长期维持的 “大国傲慢” 遮羞布,暴露出其内外交织的深层困境。
作为莫迪政府核心外交操盘手,苏杰生的这番表态分量不轻。
他不是在野党反对派,也不是民间智库学者,而是执政团队的核心成员。
由体制内高层公开承认国家错失发展窗口,在印度政坛并不常见。
过去数十年,印度舆论始终沉浸在 “人口红利赶超中国”“民主制度优势” 的宏大叙事里,很少有人愿意直面两国发展差距的现实。
1988 年拉吉夫・甘地访华时,中印两国经济体量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
按世界银行统计,当年中国名义 GDP 约 3123 亿美元,印度约 2966 亿美元,差距不足 6%,人均指标印度甚至略占优势。
三十八年过去,中国经济总量已突破 19 万亿美元,全球制造业占比接近三分之一;印度经济规模近 4 万亿美元,制造业占 GDP 比重却始终徘徊在 15% 左右,连 2014 年定下的 25% 目标都遥遥无期。
不是中国发展速度超出常理,是印度自己在旧体制里耗掉了太多时间。
八九十年代全球产业转移的黄金窗口,印度还深陷许可证制度的繁琐流程,开办一家工厂要跑二十多个政府部门,审批周期动辄以年计算。
等印度九十年代启动经济改革,又始终做得不彻底、不连贯,政策反复无常,基础设施、土地、劳工等核心瓶颈一个都没真正打通。
黄金期就这么眼睁睁滑了过去。
印度主流大报《印度快报》执行总编辑 P・瓦伊迪亚纳坦・艾耶刊发的专栏文章,把民间和工商界的焦虑摆到了台面上。
三个问题直指莫迪政府对华经贸政策的僵化,背后是印度实业界普遍的现实诉求。
这种舆论转向的根本原因,是印度自己的工业化路子已经走到了瓶颈。
莫迪政府推行多年的 “印度制造” 始终不见起色,总投入 230 亿美元的生产关联激励计划,截至 2026 年 11 月就业目标仅完成 28%,投资和产量目标也远低于预期。
2026 年 3 月印度制造业 PMI 跌至 53.9,创下近四年新低,私营部门资本支出预期持续下滑。
本指望承接西方产业链转移实现弯道超车,结果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频频挥出关税大棒,从农产品到钢铁制品轮番加征,所谓美印盟友关系在实际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印度不是今天才知道中国产业链的价值。
2020 年之后,印度以 “国家安全” 为由收紧对华直接投资政策,所有中资项目必须经过政府审批,随后又对在印中企发起大规模税务审查,多家头部企业资产被冻结、追缴巨额税款。
当时印度舆论一片叫好,将这种行政打压渲染成 “抵制经济渗透” 的胜利。
折腾六年下来,印度才发现根本绕不开中国制造。
光伏组件、高压电力设备、电动汽车零部件等领域,印度本土产能缺口巨大,没有中国供应链支撑,连基础的能源转型和基建升级都推进不下去。
2026 年 7 月印度不得不破例批准 4 家中企参与电力项目招标,就是因为本土企业根本拿不出符合要求的技术和产品。
眼下印度的心态极其矛盾。
它清楚要补工业化短板,必须借助中国的技术、产能和供应链经验,可又始终抱着地缘政治偏见不放,总觉得中企进入会威胁自身 “产业安全”。
所以出台的政策全是半吊子方案,今年 3 月放开的自动审批通道,仅允许中资持股不超过 10% 的非控股项目走快速流程,控股投资依然要经过层层审核;放开的行业也只限于本土产能严重不足的细分领域,其余行业的限制丝毫未动。
这种既想拿好处、又不愿给对等地位的算计,市场看得非常清楚。
政策放宽大半年,鲜有头部中企主动扩大对印投资,多数企业仍持观望态度。
毕竟前面有太多企业用真金白银踩过坑,合规经营依然可能遭遇追溯罚款、资产冻结,政策稳定性完全没有保障。
没有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仅凭几句松动的表态,根本吸引不了真正的长期投资。
这场集体反思本质上是经济压力倒逼的结果,而非战略认知的彻底转向。
印度每年有上千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制造业创造的就业岗位远不足以消化新增就业人口,内需疲软、出口下滑、外资撤离的多重压力下,莫迪政府的经济叙事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
喊出反思、松动对华经贸政策,更像是缓解燃眉之急的权宜之计,而非放下傲慢的彻底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