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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吃了一天这个瓜,法律上每一步可能都站得住,但情感上每一步也确实有点让人不舒服 虞书欣方起诉的是账号实名登记人,也就是一个14岁女孩的父亲和爷爷,不是女孩本人。工作室的说法是,立案时只能拿到平台披露的实名信息,没法确认实际使用人;后来法官问女孩父亲要不要追加女儿为共同被告,父亲自 ​

今天吃了一天这个瓜,法律上每一步可能都站得住,但情感上每一步也确实有点让人不舒服

虞书欣方起诉的是账号实名登记人,也就是一个14岁女孩的父亲和爷爷,不是女孩本人。工作室的说法是,立案时只能拿到平台披露的实名信息,没法确认实际使用人;后来法官问女孩父亲要不要追加女儿为共同被告,父亲自己选择了不追加。程序上挑不出毛病,但画面就是:一个初中生在网络上发了东西,最后坐在被告席上的是她患病的母亲、截肢的爷爷和借钱的父亲。法律追的是“登记人”,舆论看到的是“一家人替一个孩子扛官司”。

更大的撕裂在事实层面。女孩说自己未满13岁时只转发了一条,没脏话,转发量为0。工作室则说账号发布、转发了数条“疫情逃逸”“吃人血馒头”等造谣内容,总浏览量超3.5万,索赔15万。“随手一转”和“3.5万浏览量的造谣传播”,在法律上可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责任,但在围观者眼里,很容易被压缩成“明星告了一个穷孩子”。

调解那条线也是各执一词。工作室说同意调解了,是对方换律师才断了联系;对方前律师说3月就提了调解意愿,五个月没收到任何回复。谁在拖、谁在演,开庭前谁也说不清。

但有一条法律常识值得说清楚:公众人物有更高的容忍义务,不等于要吞下捏造的脏水。合理的批评、尖锐的质疑,艺人不得不受着;但“疫情逃逸”“偷相机”这种指向具体事实的定性,如果查无实据,性质就不一样了。反过来,家境困难也不是侵权的免罪牌,它只在责任轻重和赔偿数额上可能被酌情考虑。

所以这案子的核心争议,从来不是“明星该不该告网友”。是当法律程序无可指摘、但最终落在了一个看起来最不像“坏人”的家庭头上时,维权的正当性到底该由判决书来定,还是由同情心来定。 19号开庭,证据说话。在那之前,替任何一方提前判案,都只是情绪,不是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