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巴拿马,一个接一个对中国海外企业搞国有化、冻资产、夺股权、撕合同。手段披着法律外衣,实质是直接损害中企合法资产权益
如果一家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签下了一份期限长达几十年的合同,投入大量资金,建好厂房、设备和生产线,经营多年后,却因为东道国政策变化、法院裁决或者国家安全审查,突然失去经营权甚至股东权利,这意味着什么?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风险问题,而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必须面对的一道现实考题。
近几年,巴拿马、英国、荷兰、印度和澳大利亚接连出现涉及中国企业的资产争议。
行业不同,法律程序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当中国资本进入港口、钢铁、半导体、稀土这些关键领域时,企业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市场竞争,还有东道国的政治和制度环境。
先看巴拿马。
长和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从1997年开始经营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合同经过续约,原本具有长期经营安排。
2026年1月29日,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相关特许经营法律违宪。2月23日,巴拿马政府接管两座港口,长和旗下公司停止运营。
对企业来说,最难接受的地方就在这里:几十年的投资安排,最终因为司法裁决发生重大变化。长和方面认为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已经通过合同仲裁和投资保护条约等途径寻求救济。
巴拿马政府则认为法院裁决必须执行,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法律立场。最终能否获得赔偿,还要看后续仲裁结果。
再看英国钢铁。
敬业集团收购英国钢铁后,曾投入资金维持生产,英国政府也在2025年4月介入企业运营。到了2026年7月,英国通过《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正式将英国钢铁转为公有。
英国给出的理由是保护本国钢铁生产能力、就业和关键产业供应链。政府还表示,将通过独立估值机制确定是否需要向原股东支付补偿。
这件事说明,即使企业已经完成收购、长期经营,一旦东道国把某个产业认定为涉及国家利益,政府仍可能通过立法改变企业的所有权结构。
对投资者而言,补偿是否合理、程序是否公正,都会成为后续争议的焦点。
荷兰安世半导体案则更加复杂。
闻泰科技收购安世之后,原本形成了跨国经营体系。2025年,荷兰方面介入安世公司治理,随后荷兰企业法庭暂停闻泰创始人的董事职务,并将大部分股份交由独立管理人管理。
这意味着,中方股东虽然仍有股权登记,但对企业经营和股份行使的实际控制能力受到严重限制。
2026年11月,荷兰企业法庭又采取进一步措施,允许独立管理人接触潜在投资者,研究安世的长期解决方案。
不过,管理人也明确表示,目前尚未决定稀释闻泰的持股比例。
与此同时,安世方面向闻泰及相关主体提出约20亿美元的损害赔偿诉讼。闻泰则对相关措施和指控持不同立场。
这场争议已经不只是股权问题,还牵涉半导体知识产权、供应链、生产基地和跨国企业治理。它也让人看到,关键技术企业一旦卷入地缘政治,商业控制权可能变得异常复杂。
印度的情况,则更多集中在手机制造和企业经营领域。
小米曾遭遇资金冻结和外汇管理调查,vivo也经历过执法调查、管理人员被捕等风波。2026年7月,印度政府批准vivo印度公司与本土企业迪克森成立合资企业,双方持股比例为49%和51%。
这并不等于印度政府直接没收了vivo原有工厂的一半股权,但它确实反映出印度对中国企业投资和经营设置了更严格的审查条件。
澳大利亚的争议也值得关注。
达尔文港99年租约一直受到澳大利亚国内政治讨论影响,尽管此前政府审查没有认定必须取消租约,但要求收回港口的声音始终存在。
在稀土领域,澳大利亚政府又要求与中国有关联的投资者出售Northern Minerals的股份,理由是关键矿产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
澳大利亚官员甚至公开表示,国有化也可能成为一种选项。
把这些案例放在一起,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简单地说五个国家在采取同一种行动,而是一个更加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把关键基础设施、核心技术和战略资源放到国家安全框架下审视。
过去,企业出海主要计算成本、市场、劳动力和利润。现在还必须考虑政府换届、法律变化、监管审查、股权限制,以及国际关系变化带来的连锁反应。
这对中国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海外投资不能只看合同写了多少年,也不能只看当地政府当初给了多少优惠。合同能否稳定履行,争端能否获得公正处理,企业是否拥有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都应该成为投资前必须计算的成本。
当然,中国企业也不是只能被动承受。巴拿马港口争议可以通过国际仲裁解决,英国钢铁案可以通过投资协定磋商和补偿程序维护权益,荷兰安世案也存在当地司法程序和跨境法律救济渠道。
但法律维权往往耗时很长,最后能否获得满意结果也存在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