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她裹着小脚参加长征,途中还在羊圈里生下了一个女儿,产后只能靠吃草补充体力,没想到最后还活过了100岁。她是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也是红军的机要工作人员。
陈琮英幼年缠足,双脚骨骼已经变形,走路长久就会肿痛难忍。她早年在长沙织袜厂做工,早早和任弼时定下婚约,在革命浪潮里一步步走上地下工作的道路。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那些年,她学着识记密码,熟记联络暗号,以普通女工的身份掩护党组织活动,多次完成情报传递任务。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湘西出发开始长征,怀有身孕的陈琮英跟着部队一同上路。她没有特殊待遇,和其他战士一样徒步行军,身上常年背着机要文件和密码本,这是部队通信的关键,一刻都不能遗失。山路崎岖泥泞,碎石不断磨破她裹过小脚的脚掌,每往前走一步,都要忍受钻心的疼痛。
行军路上,任弼时染上疟疾,持续高烧,身体虚弱,很多时候只能依靠担架行进。陈琮英一边看护丈夫,一边牢牢看管机要物资,不敢有半点松懈。队伍白天赶路,夜里经常就地露宿,有时在山林,有时在路边,她抓紧短暂的休息时间整理电文,核对密码,保证机要通信不会中断。
进入川西草地之后,情况变得更加艰难。粮食早就耗尽,能找到的野菜也越来越少,很多战士只能啃草根、煮皮带充饥。草地气候变幻莫测,白天闷热,夜里寒霜刺骨,到处都是容易陷人的沼泽,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陈琮英怀着身孕,营养严重不足,体力一天比一天差,好几次掉队,都咬牙跟上队伍。
走到噶曲河附近,河水冰冷湍急,渡河之后,陈琮英突然腹痛难忍,眼看就要临盆。附近刚好有一处藏民的居所,房屋上层住人,下层用来圈养羊群。来不及寻找更合适的地方,战友们只能把她安置在羊圈之中,铺上干草和油布,在这里接生。
1936年8月,女儿顺利降生,后来取名任远征。刚刚生产完的陈琮英身体极度虚弱,没有粮食,没有奶水,身边能找到的只有野草。她只能嚼食少量嫩草根,勉强维持体力。朱德总司令得知情况,特意在附近水塘钓到小鱼,煮成鱼汤送过来,这点为数不多的汤水,成了她和新生儿最珍贵的补给。
孩子生下来之后,行军的难题摆在眼前。队伍不可能停下等待,带着婴儿穿越草地,风险极高。草地里没有襁褓,战友们凑出零碎的破布包裹婴儿。陈琮英一边抱着刚出生的孩子,一边继续看护密码本,文件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视线。
一路上,啼哭的婴儿很容易暴露队伍位置,大家只能尽量安抚孩子。遇到敌人袭扰的时候,陈琮英会紧紧护住怀里的孩子,同时把机要文件贴身收好,优先保证情报安全。草地行军的日子里,她常常一边赶路,一边留意孩子的状态,饿了只能喂一点少量汤水,母子二人都在生死边缘挣扎。
走出草地之后,部队继续转战,陈琮英依旧坚守机要岗位。之后她跟着红二方面军顺利抵达陕北,结束了漫长的长征。一路的磨难没有压垮她,那双受过伤的小脚,走完了这段举世闻名的征途。
革命岁月里,陈琮英前后一共生育九个孩子,动荡的环境里,多数孩子没能存活。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她曾因为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襁褓中的孩子跟着她在牢房里受苦;转移途中,恶劣的环境、缺医少药,一次次夺走她的孩子。每一次失去,她都只能强忍悲痛,继续完成手上的革命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琮英继续留在机要系统工作,担任中央机要局机要处处长。她依旧保持朴素的生活习惯,不搞特殊化,安心做好本职工作,很少对外主动说起长征路上的经历。1978年,她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到1982年正式离休。
离休之后,她的生活简单平淡,平日里衣着简朴,待人温和。曾经在长征路上受过的伤痛,伴随了她一辈子,但她很少向外诉说苦楚。2003年,陈琮英在北京离世,享年101岁。从织袜女工、地下交通员,到长征路上的机要战士,她用自己的脚步,走完了这段充满艰险的征程。
她不是依附别人的家属,长征路上,她本身就是一名机要战士。羊圈里的分娩、草地里的草根、日夜守护的密码本,都是她真实的战斗印记。在那个年代,无数普通女性扛起了革命的重担,在绝境之中咬牙坚持,在苦难之中守住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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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研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