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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诗词感悟长征精神·默斋主人原创读书随笔马背上哼成的史诗1934年10月到

从毛泽东诗词感悟长征精神·默斋主人原创读书随笔

马背上哼成的史诗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完成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实现浴火重生的历史转折。1934年秋至1935年10月,毛泽东跟随中央主力红军辗转万水千山,于戎马倥偬之间以诗记史、以诗抒怀、以诗言志,写下《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等八篇长征题材诗词。

这些被称作“在马背上哼成的”军旅华章,既是两万五千里征程的诗意缩影,也是诗人跌宕心路的真实记录,更是长征精神最早的文学表达。时隔九十载重读,字里行间依旧能触摸到历史的硝烟,感受到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从军旅诗史看:不写“我”,写“我们”

中国古典诗歌不乏战争与边塞题材,或昂扬激越,或慷慨悲凉,留存下无数时代风云的印记。不少作品书写戍边之苦、家国之思,但其中一部分出自未曾亲历沙场的文人,难免带有隔岸观咏的色彩;即便来自征战沙场的将士,很多篇章也更多落于个人遭际、功业得失。当然,古典边塞诗中亦有体恤士卒、共情群体苦难的佳作,只是将普通革命队伍作为整体英雄群像来集中塑造,在旧文学传统里是少见的。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敏锐捕捉到这一文学新变。他谈及毛泽东的口述记录,说叙事已经跳出“个人历史”的边界,笔下不再仅仅是“我”,更是“我们”;不再只是毛泽东个人,而是整个红军队伍。

这恰好道出长征诗词独有的精神品格。毛泽东有着丰厚的战争阅历,但这八首诗词,记录的并非一己征战履历,也不是作者的自我画像。除《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专为颂扬将领而作,其余篇章都没有锁定某一个具体人物。诗篇聚焦的是一群人:他们怀揣共同理想,奔赴共同目标,意志坚韧不屈,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崭新的工农红军英雄群像。

从心境状态看:沉郁,然后豁然

提起毛泽东诗词,人们第一印象往往是大气磅礴、酣畅淋漓。但他的笔下同样有压抑沉郁的时刻,其中数段深重的郁结,便镌刻在长征前后的岁月里。

1927年大革命遭遇挫败,他写下《菩萨蛮·黄鹤楼》,自谓“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局势危急,长征行将开启,《清平乐·会昌》的自注直白记下心境:“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1935年2月,红军依旧身处重重围困,娄山关霜晨料峭,他写下《忆秦娥·娄山关》,自注感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这份沉郁,既有对错误路线断送根据地的痛心,也有千钧重担压于一身的沉重。遵义会议之后,革命局面逐步扭转,红军由被动突围转向主动作战,迷茫悲观慢慢被坚定信心取代。毛泽东后来回忆:“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此为分界,长征诗词的情感基调缓缓发生变化,由压抑走向爽朗,由沉郁走向舒快。笔墨色调的转变,本质上正是革命历史拐点的文学投射。

从创作规律看:生死关头,诗兴最浓

诞生这一组诗词的征途,险象环生,饥寒与战火如影随形。一个值得品味的现象是:越是处境严酷、心力交瘁,诗人的诗兴反而愈发勃发。

1949年12月赴苏联途中,毛泽东同翻译费德林谈及创作,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身处生死存亡的关头,反倒写出几首真诚的诗作;待到环境安定、生活优渥之后,反而难以落笔。1941年,毛岸英请他写诗,他也坦言自己全无诗兴,无法成篇。

真正的诗兴,并非来自安逸闲适,而是源于内心蓄积的情感与生命际遇的碰撞。正如姚雪垠评析《七律·长征》时所言,毛泽东并非刻意为写诗而写诗,是革命风浪淬炼出的人格、胸中奔涌的激情厚积薄发,再加上深厚古典文学修养,才铸就这些光芒四射的篇章。苦难淬炼人格,人格滋养诗情,这正是长征诗词诞生的内在逻辑。

从艺术手法看:举重若轻,于山河间寄寓风骨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长征路途之遥远、环境之艰苦、敌情之凶险,在人类战争史上都极为罕见。若是换作一般诗人,很容易落笔于苦难悲怆,写成慷慨悲歌。姚雪垠初读《七律·长征》,便感慨这种表达方式出乎自己意料。诗人以相对轻快的笔调书写斗争的豪迈,用精神的自觉蔑视现实的磨难,这种处理,在古典军旅诗歌传统中实属罕见。

细读五十六字诗篇,“不怕”“更喜”“尽开颜”层层递进,苦难没有被回避,却被精神力量所超越。

选材上诗人极为凝练。长征路上行军鏖战不断,诗词只撷取娄山关鏖战、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千里雪山,还有催生《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的吴起镇“切尾巴”战斗等片段,实现古人所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的艺术效果。更见巧思的是,诗篇并不铺陈枪林弹雨、血肉厮杀,转而将目光投向天地风物:崇山峻岭、大江大河、霜晨冷月、雁阵马蹄。自然山河与战争意境交融,含蓄蕴藉。尤以《十六字令三首》为佳:借群山翻卷之势写红军一往无前,借山峰刺破云天之锐写队伍的锋芒不屈,巍峨群峰,已然化作红军精神人格的象征。这种把沉重苦难化作举重若轻书写,不是对苦难的淡化,而是革命者特有的精神蔑视。

从理想追求看:从“缚住苍龙”到“环球同此凉热”

秉承“诗言志”的古老传统,长征诗词抒发的,是共产党人改造中国、心怀天下的远大抱负。“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从井冈山燃起的红色旗帜,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插上六盘山之巅。“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毛泽东曾作出两层解释:彼时首要斗争对象是国民党反动派,而“苍龙”也可泛指侵略压迫者,其中亦包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诉求。现实斗争的急迫与民族救亡的大义,在词句之中交叠。目光更进一步,便有《念奴娇·昆仑》的结尾:“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格局跳出一国一地,望向人类解放的宏大愿景。

1936年2月,《沁园春·雪》落笔,此时中央红军已经结束长征,即将东征抗日,恰好印证那句判断:“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没有休止符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军事行动,长征早已载入史册。但作为共产党人攻坚克难、绝境奋起的精神实践,长征从未画上休止符。毛泽东曾警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要走好一代人的长征路。

八首长征诗词,写尽雪山草地的跋涉艰险,照见一个民族于至暗时刻,如何挣脱沉郁、奔赴通途。今天我们不必再翻越雪山草地,但现实之中依然会遭遇各式关卡:科研路上的瓶颈、改革进程里的阵痛、普通人生活工作中难以回避的困顿。

重读这些马背之上写就的篇章,不只是回望一段远去的历史,更是接续一份精神力量。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启示我们直面困难、知难而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上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