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美国的时候,三人确实过了一段挥金如土的日子,用赃款在拉斯维加斯、洛杉矶等地购置多处房产,还靠注册空壳公司、搞虚假投资试图把黑钱洗白,只可惜他们低估了美国对洗钱犯罪的追查敏感度。
2001年10月案发后,中方第一时间启动跨境追逃程序,向美方提供了完整的犯罪证据链,美国这边很快就盯上了这几个带着巨额不明资产的华人,毕竟凭空冒出来几个拿得出数亿美元的外乡人,想不引起注意都难。
2002年12月,余振东先在洛杉矶被警方抓获,他清楚美国监狱的日子不好熬,也知道自己的犯罪证据早就被中方递到了美方手上,扛了一年多就选择接受遣返,2004年回国受审后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许超凡和许国俊就没这么“识时务”了,他俩觉得只要咬死不认罪,再利用美国的司法程序反复上诉拖时间,就能一辈子赖在美国,甚至还花大价钱请了律师,试图以“政治避难”的名义拿到合法身份。
可美国根本不吃这一套,2009年5月拉斯维加斯联邦法院以洗钱、诈骗、伪造护照签证等罪名,判处许超凡25年监禁、许国俊22年监禁,连他们的妻子也各判8年,顺带判决四人需归还4.82亿美元赃款。
看到这儿有人可能会觉得美国挺公道,还主动帮着中国追赃,实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笔钱名义上是判了归还,可真正能顺利回到中国手里的远没这么多,中间的门道和克扣可不少。
美国的司法体系里,罚没资产、追缴赃款向来有自己的“分成规则”,跨国追赃要层层扣除办案成本、法务费用,再加上贪官的生活花销、天价律师费,一层层扒下来,真正能返还的早就缩水一大截。
更现实的是,美国从来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把人关在监狱里服刑,等这人坐得差不多了、身上的油水也榨干了,才会考虑遣返的事,余振东是关了两年多回去的,许超凡则是在美国监狱里蹲了14年。
这14年里许超凡的日子可不好过,语言不通、文化不同,在监狱里处处受排挤,当年带过去的钱也花得七七八八,剩下的资产被冻结的冻结、罚没的罚没,到2018年同意遣返时几乎是身无分文地被送了回来。
许国俊更能硬扛,一直熬到2021年11月才被强制遣返回国,此时距离他出逃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当年的壮年人熬成了白发老头,在美国蹲了十几年大牢,赃款也耗得差不多了。
截至2023年,这个案子总共从境内外追回了20多亿元人民币赃款,看着数字不少,但和当年4.85亿美元的涉案本金比起来,还不到六成,剩下的钱要么被贪官挥霍一空,要么被美国相关部门以各种名义扣下。
这还只是单个案件的情况,放眼所有逃美贪官的遭遇,大多都是这个路数,带着巨款过去,先被美国的金融、司法系统层层抽血,人再蹲上十几年大牢,等没什么利用价值了,再视情况遣返回中国。
很多贪官出逃前都有个天真的错觉,觉得美国是“避罪天堂”,只要有钱就能为所欲为、逍遥法外,可他们忘了,美国的法律从来都是为资本服务的,你带过去的钱,在人家眼里就是送上门的肥肉。
没有引渡条约不代表美国会无条件包庇你,当你能给美国带来利益的时候,比如能带来大笔资金、能贡献罚没收入,美国会“热情”地收留你,等你没钱了、没用了,随时都能把你交出去。
这些年中美在反腐败领域的执法合作越来越多,异地追诉就是最常用的模式,中方提供完整证据,美方按美国的法律起诉审判,既给美国送了政绩和罚没收入,也实现了对贪官的法律惩处。
只是这种合作模式里,中国始终是相对吃亏的一方,赃款要被美国扣走一大块,人也要等美国司法程序走完、服刑服得差不多了才能送回来,说白了就是美国两头占便宜,既拿了钱又卖了人情。
更讽刺的是,有些贪官到死都没明白,自己心心念念的“自由国度”,从来没把他们当平等的人看,只是把他们当成移动的钱包、送上门的业绩,榨干价值就可以随手丢弃。
开平支行案三名主犯全部落网受审,也给所有想外逃的贪官敲响了警钟,天涯海角根本不是避罪的借口,哪怕你跑到地球另一端,该还的账迟早都要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得看清现实,跨国追逃追赃从来都不容易,涉及不同法律体系、不同国家利益博弈,想要人赃并获、一分不少全追回来,客观来说难度确实非常大。
未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越来越成熟,追逃追赃的效率会越来越高,也能尽可能多地把老百姓的血汗钱追回来,不让贪官和境外机构白白占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