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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休养,没授衔也没职务,1955年定级时,工作人员犯了难,毛主

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休养,没授衔也没职务,1955年定级时,工作人员犯了难,毛主席和周总理却同时给出意见:享受副总理待遇。
1955年8月,国家机关第一次统一实行工资制度,干部要一个一个评级。表格填到郑位三这一栏,经办的人把笔停住了。这位老人没有军衔,也没有现职,该放进哪一档?
难处很实在。军衔授给军队里在职的人,他早已不在军中任职,这一年的授衔名单上自然没有他。工资级别又大多跟着岗位走,可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养病,没有担任具体工作。照规矩去找,哪一格都对不上。
可要是只认规矩,又说不过去。这位年过五旬的老人,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新四军二师、五师和中原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把他放低了,等于把那一大段历史也看低了。
最后这件事报了上去。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见一致:定为行政三级,享受副总理级待遇。一个没有岗位的人,得到了这样的安排,难免让人想知道,他到底做过什么。
郑位三1902年10月生在湖北黄安,就是今天的红安,原名植槐,后来改叫位三。他念的是武昌的甲种工业学校,不是一路读书做官的出身,是被时局推着走上革命路的。
1925年他入党。大革命失败后,局面一下子黑下来,他在黄安一带站住了脚,当过黄安县委书记,是黄麻起义的重要组织者之一。红安后来出了那么多将领,这块土地上最早的火种,有他一份力气。
1930年鄂豫皖苏区的政府成立,他先后做过内务部长和代理人民委员长。后来他又在红二十五军做政治工作,随队伍长征。刚过三十岁,当地干部和群众就叫他“位老”,这称呼不是靠年纪换来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鄂豫皖,做红二十八军的工作,劝导这支队伍走出大别山,开赴抗日前线。后来他又当了新四军第二师的政治委员,一路都是挑担子的角色。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比战功更能看出人。他被派到新四军第五师主持工作时,按资历和安排,本可以取代李先念。他没有这么做,而是下去调查,了解清楚之后,肯定了李先念和五师的工作。
一个人手里有权的时候,肯不肯把位置让出去,比打胜仗难。他这一步,让五师少了一场内耗,也让后来的中原战局有了团结的底子。

1945年,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他做了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部队被迫突围,他和李先念等人一起承担了指挥和领导的担子。
这一仗打得苦,可部队保存了下来,向西、向北分头转移,后来成了新的战略力量。他的身体,也是在这样常年的奔波劳累里被拖坏的。
他从小体弱,后来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胆结石这些毛病轮番发作。1948年秋,组织决定让他去山东临朐县倪家庄的华东军区高干休养所疗养,第二年6月转到济南休养。这等于说,在最后一场大决战前后,他退出了一线。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同意他不担任具体工作,留在湖北养病。1949年到1955年初,他住在武汉,人在家里,心没闲着,仍然关心着湖北和武汉的建设。
1955年4月,党中央把他接到北京定居养病,起初住在前门打磨场胡同北官园20号。四个月后,工资制度出台,才有了开头那道难题。
这个决定值得看,不是看待遇高低,而是看它立下的标尺。工资制度是头一回统一推行,各级怎么定,会成为后来许多人心里的参照。把他定在这里,等于告诉所有老同志:因病退下来,不等于过去的付出作废。
这对当时的干部队伍,是一种安稳。大批人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身上都带着伤病,要是病一退下来,待遇就一落千丈,谁还敢把身体拼到极限去干活?
另一头也要说清楚,没有具体职务,不等于什么名分都没有。他仍是中央委员,也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他的名字一直在国家重要的名册里,只是不再管具体的事。
待遇不低,日子却不阔气。身边的人记得,他拿到国家每月的补助津贴,没有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一个很清楚自己没有在岗工作的人,对这份待遇是不安的,这种心态,在今天看来也很难得。
1975年7月27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追悼会由邓小平主持,李先念致悼词。
回头看这件事,副总理级待遇给的不是一个岗位,而是一种承认:承认一个人在最难的几年里,把力气和身体都用尽了。评价一个人,不光要看他后来站在哪里,也要看他曾经在哪里顶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