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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成立中央特科的时候,定下两条铁律,第二条铁律只有我党能做到,包括同是社会主

周总理成立中央特科的时候,定下两条铁律,第二条铁律只有我党能做到,包括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共也做不到.......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上海一间不起眼的屋子里,一份刚译好的电报被悄悄送了出去。内容只有一层意思:顾顺章在武汉被抓,已经开口了。这份电报要是晚到几个钟头,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可能就被一锅端了。
顾顺章是特科早期的负责人之一,手里的秘密太多。领导人住在哪儿,联络点在哪儿,电台藏在哪儿,他几乎都清楚。他一叛变,等于把整座地下大楼的钥匙交到了敌人手里。
偏偏这封电报要经过钱壮飞的手。他当时在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做机要秘书,是特科多年前埋下的一颗钉子。他认出电报的分量,安排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到上海送信,李克农又马上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当夜就动了起来。陈云、聂荣臻等人一起参与部署,领导人搬家,旧住所作废,密码重换,能带走的文件全带走。等特务扑向那些地址,大多已经人去楼空。
这套班底为什么反应得这么快?得往前倒四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发生政变,租界巡捕、国民党军警满街抓人,不少共产党员倒在血泊里。同年十一月,周恩来回到上海,开始组建专门管保卫和情报的机构。
那年他才二十九岁。据点设在修德坊,也就是今天武定路九三零弄的一处石库门房子,门口看着跟普通人家没两样。
机构分成四块。总务科管房子、经费和身份掩护;情报科往敌人内部派人;交通科送信、接头;行动科,外头叫它红队,专门对付出卖同志的叛徒。分工很细,像一家藏在弄堂里的小公司。
人手却不好带。队里有工人骨干,也有打过仗的军人,顾顺章会些拳脚,江湖习气重,动不动就想来狠的。炸特务常去的饭店,绑票弄钱,这些主意他都提过。周恩来听了直接否决。
这时候定下的两条规矩,后来成了特科的底色。头一条是杀人的界线。要动手,只能对准那种一出卖就会让大批同志丢命的叛徒,而且是别无办法时才用。公开露面的特务不碰,绑票不搞,不能让不相干的人受牵连。

这样严,有现实的考虑。地下党是靠老百姓护着的,房东、邻居、弄堂口的小贩,都是无形的屏风。枪声一响、伤了无辜,街坊先怕了,屏风就倒了。
罗亦农那件事就是例子。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他在上海被捕,六天后牺牲,叛徒何家兴夫妇难脱干系。红队动手那天,在门外放了鞭炮盖住声响,干净利落,没有惊动四邻。一九二九年八月,彭湃、杨殷等人遇害,叛徒白鑫同年十一月也被处决。
第二条更少被人谈起:保卫的枪口和眼线,不许对着自己同志。党内有不同意见,甚至有人离开了党,只要没出卖组织,就不能用特科的手段去盯、去查、去整。
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党籍。罗章龙等人后来另立组织,一九三一年也被开除。两件事分歧都不小,处理都停在组织纪律这一层,没有派人跟踪,更没有动手。
放到当时的世界上比一比,这条线的分量就显出来了。苏联的政治保卫机关,最早的名字叫契卡,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成立。三十年代后期,它的后继机构深深卷进党内的清洗,大批党员和干部被打成敌人,其中很多人后来得到平反。这是苏联自己后来也不得不面对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早年确实向苏联学过保卫工作,但没有把这套东西搬到党内。当然,两边处境不同,苏联已经执政,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在弄堂里躲子弹,不能生硬类比。可同样手握秘密权力,在最危险的年月里把它限定在对外,这样的自觉并不多见。
回头看顾顺章事件,这条线的作用才算看清。那一夜,钱壮飞、李克农、周恩来之间,没有谁需要先怀疑谁,一个传一个,很快就办成了事。组织内部要是人人互相提防,传消息的人先要掂量会不会被怀疑,几个钟头的时间就耗掉了。
信任在地下工作里,是比枪还要紧的家底。顾顺章的叛变也从反面提了个醒:握着秘密的人如果得不到约束,危险会比外面的敌人更大。立规矩,管的正是这个。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三十年代中期,上海的党组织又屡遭破坏,特科逐渐结束了使命。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留下的那条界线,让后人看到,什么时候手里的权力最需要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