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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八路军3名叛徒以聚餐名义,将17团40多名干部包围在会议室,随后3名叛徒

抗战中,八路军3名叛徒以聚餐名义,将17团40多名干部包围在会议室,随后3名叛徒带着2000多人投靠了汤恩伯,汤恩伯给予3人高官厚禄,本以为飞黄腾达,然而,他们3人的结局并不好。
1940年12月11日夜里,皖北萧县一带,十七团驻地摆开了饭桌。名义是聚餐,来的都是团里的骨干。席间门窗被堵死,枪口从外面伸了进来。四十多名干部被困在屋里,团政委蔡永、副团长周大灿、政治处主任糜云辉都在其中。
动手的不是外敌,是自家团长刘子仁。第二天,也就是12月12日,他和耿蕴斋、吴信容带着两千多人,转头投了国民党的汤恩伯。一顿饭,端走了一个团,也端走了半个边区的防务。
这三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先看他们的底子。他们都不是跟着党多年的老革命。抗战一起,他们各自拉起队伍,打着抗日的旗号被收编。兵是自己拉的,兵听的是人,不是规矩。
耿蕴斋是萧县人,县城沦陷后招兵买马,外号“兵贩子”,后来做到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他嫌手下兵少,觉得官大权小,心里一直窝着火。
吴信容也是萧县人,当到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那年夏天旅长调走,他以为能接班,上面却派了别人来,他心里不痛快。两人走得近,牢骚越攒越多。
刘子仁是河南永城人,早年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当过军官,抗战后回乡拉队伍。他当上十七团团长,还兼着永城县长。他和耿蕴斋是老相识,三个觉得没被重用的人,常凑在一起喝酒,话越说越出格。
不过光有牢骚,还不至于出大事。要命的是外面的局势。1940年冬,汤恩伯的大军压向豫皖苏边区,国民党方面也在暗中拉人。边区主力在外线作战,后方吃紧。这几个手握兵权的人琢磨着:留在这里要被消耗,不如换个靠山。
12月初,耿蕴斋没打招呼,带着一个连离开驻地,跑到萧县找吴信容。边区领导觉得不对劲,给刘子仁发了电报,要他盯住这两个人,必要时可以动用十七团。这是对刘子仁的信任,可信任偏偏落错了地方。
刘子仁转身就把电报内容透给了耿、吴。后来边区负责人吴芝圃赶到萧县和永城交界处,打算请二人赴宴,当面把话谈开。这个主意又被刘子仁传了出去,还被说成要扣人的“鸿门宴”。耿、吴本来还在犹豫,这下信以为真。
于是这顿聚餐就反过来用了。本想靠一桌饭解开疙瘩,结果成了刘子仁对付自己人的机会。他先扣住十七团的干部,再催着耿、吴两部集合,三路人马一块走。吴芝圃赶去劝说,也被软禁了一阵。

后来八路军方面施加压力,被扣的人陆续放了回来。可队伍已经走远。豫皖苏边区一下子丢了两千多人的武装,还丢了萧县、永城一带的地盘,处境一时十分艰难。
再看汤恩伯那边。他正想拉人,自然笑脸相迎。1941年3月,他在安徽界首接见了耿蕴斋和刘子仁,吴信容没有到场。耿蕴斋被封为挺进游击第一纵队少将司令,刘子仁是副司令兼二支队支队长,吴信容管三支队。名头一个比一个响。
可这些官衔,多半是做给外人看的。耿蕴斋很快没了实权,成了闲散人员。底下的兵也不踏实,其中不少是萧县本乡子弟,当初拿枪是为了保家,如今被带到对立面去,人心很难齐。
吴信容最先收场。叛变之后,他和日伪军也有牵连,1942年病死在军中。他死后,队伍由弟弟吴信元接手。1944年,吴信元带着人马起义,回到了革命队伍。哥哥带出去的兵,弟弟又带了回来。
刘子仁折腾得最久。1944年,他又投靠日伪,当了伪军师长。日军败象已露,他再转回国民党,当上师长。1949年底,他在四川巴中随部队起义,隐瞒了真实身份,进了学校学习。
纸包不住火。当年的熟人在学员里把他认了出来,他被押回河南。1951年,他在开封被处决。一个反复投靠、前后换了几家门庭的人,最后栽在自己过去的老部下手里。
耿蕴斋的结局相对轻些。解放战争后期,他看到国民党日渐腐败,回到解放区,向人民政府认错,还让子女参了军。组织出于团结的考虑,让他回乡务农。1962年,他在家乡病逝。
回头把这件事捋一遍,三人起事的由头并不大:官位不称心,权力被约束,面子上过不去。这样的疙瘩,在平时谈一谈、调一调也许就过去了。可偏偏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他们把手里的兵当成筹码,去换自己的前程。
另一头,信任交给了不该交的人,重要的话只托给一个人,缝隙就从这里裂开了。
对汤恩伯来说,这三个人值钱的只是那两千多条枪。枪和人一旦散了,官衔也就成了摆设。投靠换来的位子,从来坐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