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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麒元把话挑明了:十五五规划编制时,一批海归年轻学者主张把水、电、通信、基础数据

卢麒元把话挑明了:十五五规划编制时,一批海归年轻学者主张把水、电、通信、基础数据等公共资源,按所谓国际惯例交给私人资本运营,手里攥着一堆英文期刊论文,口口声声说是市场化改革、跟国际接轨
 
很多人一听到市场化,第一反应就是好事。毕竟,一些行业放开竞争以后,服务选择增加了,企业之间也开始比价格、比质量,消费者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但问题在于,市场化不是所有领域都能照搬同一种办法。
 
比如服装、家电、餐饮,消费者有选择权,一家企业价格高、服务差,可以换另一家。可水、电、通信就不一样了。
 
一个家庭可以不买某个品牌的电视,却不可能长期不用水、不用电,也很难脱离通信网络正常生活。
 
这些资源不是普通消费品,而是整个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条件。
 
也正因为如此,讨论它们的运营方式,不能只看企业能不能赚钱,还要看普通居民能不能承担费用,偏远地区能不能得到稳定服务,遇到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时,系统能不能及时响应。
 
私人资本进入公共基础设施,并不必然意味着服务质量下降。
 
社会资本能够带来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建设、维护、设备供应、技术服务等环节发挥作用。有些项目通过合理引入市场机制,也确实能够提高运营效率。
 
但另一面也必须看到,资本有自己的经营逻辑。企业要考虑成本、收入和投资回报,而公共服务还要考虑普遍覆盖、价格承受能力和长期保障。
 
这两套目标有时候能够一致,有时候也会发生冲突。
 
例如,一座人口密集的城市,供水项目可能有稳定的用户和收入;但在偏远乡村,用户少、管网长、维护成本高,单纯按照利润计算,企业可能缺少投资动力。
 
可对当地居民来说,供水保障不能因为项目利润不高就打折扣。
 
电网也是如此。平时看的是输电效率和运营成本,到了极端天气、重大灾害和应急状态,考验的却是整个系统的协调能力和保障能力。
 
所以,公共基础设施不能只按照普通商业项目的逻辑来评价。它们既有经济属性,也承担着公共责任。
 
这里最容易混淆的,就是引入社会资本与转移核心控制权。
 
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可以帮助缓解资金压力;参与设备维护和技术服务,可以提高专业化水平;参与部分运营环节,也可能改善管理效率。
 
但这些安排,并不意味着必须把整个系统交给私人资本,更不意味着公共部门可以退出责任。
 
哪些环节可以竞争,哪些环节需要统一调度,价格如何形成,服务覆盖如何保障,遇到紧急情况由谁负责,这些都需要事先明确。
 
尤其是通信网络和基础数据,不能只从商业收益的角度理解。
 
通信网络连接着企业、医院、交通、金融和政府公共服务,基础数据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城市运行、产业管理和应急调度。
 
一旦发生系统故障、数据泄露或者网络安全事件,影响可能远远超出一家企业的经营范围。
 
因此,相关领域可以探索市场化服务,但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和关键系统的控制能力,必须有清晰、可靠的制度保障。
 
当然,也不能因为公共资源重要,就把所有环节都变成不允许竞争的领域。缺少竞争,可能出现成本高、效率低、服务改善缓慢等问题。
 
公共属性不是拒绝改革的理由,国家安全也不能成为排斥一切社会参与的借口。
 
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划清边界。
 
对于具有竞争条件的业务,可以让不同企业依法参与,通过竞争改善服务;对于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基础网络和关键设施,则需要加强监管,防止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用户利益。
 
对于涉及公共安全和重要数据的环节,还要建立严格的权限管理、风险防控和应急机制。
 
这才是市场机制与公共责任之间应该形成的关系。
 
卢麒元这番提醒所引出的讨论,实际上也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面对国外经验,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借鉴?
 
海外论文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改革经验也可以研究,但不能因为某种模式在国外存在,就认定它一定适合中国。
 
不同国家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公共服务体系和治理条件都不一样。即便是同一种基础设施,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环境下,运营结果也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更重要的是,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学术建议,不等于最终政策已经作出决定。对于相关观点,既要允许讨论,也要看正式文件和具体制度安排,不能把某一种研讨意见直接说成“十五五”的确定方向。
 
说到底,改革不是为了市场化而市场化,也不是为了引进资本而引进资本。
 
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应该发挥市场作用;市场难以独立承担的公共责任,就需要政府和制度提供保障。水、电、通信和基础数据这些领域,既要考虑效率,也要考虑公平、稳定和安全。
 
普通人最关心的其实很简单:水龙头打开有没有水,家里停电能不能及时恢复,手机网络是否稳定,基本公共服务的价格能不能承受。
 
这些看起来都是日常小事,却是社会运行最重要的底层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