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嘉兴,一名女子跟着有钱男子同居4年,连续生下3个孩子,原以为自己终于不用再靠夜场谋生了,没想到等来的不是承诺中的房子和生活费,而是男方一句分手,以及两个让她进退两难的选择。
据媒体报道,女子谢某年轻时就在娱乐场所工作,因为学历不高,早早出来谋生,唱歌、跳舞、陪客人聊天,这些都是她当时的工作内容。她也清楚,靠年轻和外貌吃饭,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后来,她认识了做生意的余某。余某经济条件不错,在上海、广州都有房产,出手也比较大方,两人认识后,余某提出让谢某跟着自己生活,还承诺每个月给她6000元。
对谢某来说,这不光是每个月多了一笔收入,更意味着可能结束以前的生活,找一个稳定的依靠。她答应了,两个人开始同居。
没过多久,谢某怀孕生下第一个儿子。可孩子出生后,余某并没有按照当初的约定每月给她6000元。他给出的理由是,两个人天天住在一起,吃饭、穿衣、日常开销都是他在承担,实际花的钱早就超过6000元了。
谢某听了,也就没有继续追究。
后来她又怀孕,生下第二个儿子,余某还是没有兑现每月6000元的承诺。这次他又换了一种说法,说等她出了月子,就带她去上海看房子,还说自己在其他地方有生意,以后可以交给她打理,让她既能照顾孩子,也能有自己的事业。
余某确实带她去过上海,谢某也看到了那套房子,只不过房子当时租给了外国高管,余某告诉她,这是给她和孩子准备的,现在孩子还小,暂时住在嘉兴。
谢某再次相信了。
没想到,第三个孩子又出生了,这次是个女儿。四年时间,三个孩子接连出生,当初说好的每月6000元没有落实,上海的房子也没有真正住进去,一家五口仍挤在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公寓里。
孩子越来越大,奶粉、衣服、看病、日常生活,样样都要花钱。谢某手里没有积蓄,余某又没有给她稳定的经济保障,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把未来押错了人。
两个人因此多次争吵。余某甚至提出,三个孩子都没有做过亲子鉴定,自己不能确定孩子是不是亲生的,还拿谢某过去在夜场工作的经历说事。
谢某对此非常愤怒,她认为自己跟余某同居了四年,连续生下三个孩子,如今却被这样怀疑,实在无法接受。
生活压力没有消失,谢某又开始考虑重新做以前的工作。余某发现她重新进入夜场工作,而且有几次打电话过去,谢某没有接听,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
最后,余某提出分手,给出的条件是二选一:三个孩子全部由谢某自己抚养,他每个月给6000元;或者三个孩子全部由他抚养,谢某放弃相关监护权。
这两个条件看着像是在商量孩子归谁,实际上却把谢某推到了一个很难受的位置。
三个孩子全部跟母亲,她没有稳定收入,6000元还要承担三个孩子的生活开销;三个孩子全部跟父亲,她又要面对与孩子分开的结果。
但孩子不是两个人分手时拿来交换的筹码。
按照《民法典》,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父母不能因为没有领取结婚证,就免除自己应当承担的抚养义务。余某如果是孩子的生父,即使两个人分开了,也不能因为谢某重新工作,就不再承担孩子的抚养责任。
而且,监护权和直接抚养并不是一回事,父母双方可以协商孩子跟谁生活,但不能简单通过一纸协议,把另一方永久排除在孩子的监护和亲子关系之外。
抚养费也不是男方随口报一个数字就算数。法院通常会结合孩子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经济能力以及当地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一般按照月总收入的20%至30%确定;需要承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但通常不超过月总收入的50%。这说的是多个孩子的总体负担比例,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单独拿到20%至30%。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谢某如果真的走到诉讼这一步,孩子出生证明、日常照料记录、双方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以及余某承认亲子关系的相关材料,都可能成为证据。亲子关系存在争议,也可以依法通过诉讼解决。
这件事里,谢某当初选择相信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男人,把自己的生活和未来都寄托在对方身上,四年过去,三个孩子有了,自己的经济保障却没有建立起来。
余某有钱、有房、有生意,却连当初承诺的每月6000元都没有落实,反倒在女方想重新工作时,用三个孩子的抚养问题提出分手条件。
成年人结束一段感情,可以谈财产,可以谈以后各自怎么生活,但孩子每天要吃饭、上学、看病,不会因为父母分手就少花一分钱。
更不能一边质疑孩子是不是自己的,一边又把孩子的去留当成谈判条件。
谢某需要为自己今后的生活重新打算,余某也必须面对自己作为父亲应当承担的责任。四年的同居关系可以结束,三个孩子的父母关系却不会因为一句分手而消失。
谈恋爱可以讲感情,生养孩子必须讲责任。一个男人可以不再爱孩子的母亲,但不能因此少尽一天做父亲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