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24 岁女工程师上班还没满 1 年,便结婚怀孕了,还被诊断出 “先兆流产”,女子先请了 14 天假保胎,结束后又要休 10 天婚假,没想到婚假一收,女子又要再休 158 天产假。
被公司拒绝后,女子也没去上班,直接给公司发了 “被迫离职通知书”,要求公司补发病假、婚假、产假相关工资,并主张经济补偿,全部诉求合计约 16 万余元,最终法院认定应付金额为 10.1 万元。 双方闹上法庭,案子一路打到中院,结局出乎意料。
二审宣判那天,上海那家公司仍然坚持一个说法:系统里每一次请假都点了“不批准”,张女士在未获准的情况下擅自离岗,公司没有义务为一个“旷工”的人支付报酬。
这番话在法庭上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法官没有顺着公司的逻辑走。判决书最终落下来的数字是10.1万元,比仲裁阶段多了一截,比张女士最初主张的16万余元少了不少。公司不服,中院没有给上诉方留下翻盘的空间。
张女士2023年2月进入这家上海公司在西安的岗位,做Camera调试工程师,月薪1.5万元。当年9月登记结婚,12月9日医院诊断为先兆流产,医嘱休息2周。
张女士把假条递上去,从12月11日开始休病假,此后因身体原因假条一张接一张,一直续到2024年3月3日。
3月3日这天,张女士一口气提了两项申请:3月4日到8日休10天婚假,3月11日到8月16日休158天产假,理由是预产期在3月26日,按上海的规定享有相应天数。
公司的反应是全部驳回,理由集中在婚假的时间上,9月结婚次年3月才休,中间隔了半年,公司认为不合常理,连带对密集的病假条也产生了怀疑。
张女士没有再去争辩,3月22日孩子出生,产假申请的时间段一天天过去,工资卡上始终没有进账。到8月15日,张女士发出了那封被迫离职邮件,随后申请仲裁,主张9个月未发工资和16万余元赔偿。
一审法庭上,双方的分歧其实不复杂:公司把“审批权”当成了工资支付的前提,张女士则把“医院的章和法定的假”当成了依据。法官没有支持公司的那套逻辑。
病假有正规医疗机构的证明,婚假法律没有限定必须在登记后多少天内使用,产假更是女职工法定的休息权利,审批流程上的“未批准”不能反过来把法定的假变成旷工。
这种裁判思路在西安本地的司法实践中并非孤例。未央区法院此前审理过一起卫某与西安某建设工程公司的纠纷,卫某2019年6月入职,2020年5月怀孕后因产检请假15日被扣工资,12月休完产假后再次申请产假未获批准,2021年5月以扣发工资为由发出被迫解除通知。
未央区法院一审判决公司支付经济补偿,并支付98天产假工资与生育津贴差额、产假工资、产检工资及病假工资,双方均未上诉。
该案入选西安市2021年至2023年度十大劳动争议典型案例,法院在案例解析中写得很直白:产假、产检、病假期间依法应享受相应待遇,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的,劳动者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跑不掉。
再往上看一层,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第四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里,赵某的经历提供了另一个切面。赵某2022年1月入职某科技公司,合同约定月收入由3000元基本工资和14000元项目津贴构成。
2023年2月赵某告知公司怀孕后,公司在没有协商、也没有医疗证明其不能适应原岗位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赵某退出项目组,只按3000元发薪。
仲裁委员会裁决公司按17000元/月的标准补齐孕期工资差额,两部门在典型意义中重申,用人单位不得以怀孕为由降低女职工工资福利待遇,管理权不能越过法律划定的底线。
张女士的案子夹在卫某案和赵某案之间,时间上更近,情节上更密集。中院维持原判之后,那10.1万元既是工资账,也是一笔法律账,算的是公司在“批不批”和“发不发”之间选错了顺序。
信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