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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武汉的杨得志一心抓军事建设。上任数月,他不提前打招呼,直接下部队实地巡查。1

初到武汉的杨得志一心抓军事建设。上任数月,他不提前打招呼,直接下部队实地巡查。1974年3月,他乘车奔赴河南,来到一所师级单位。恰好赶上全师干部集中开政治学习大会,偌大训练场冷冷清清,单杠落满灰尘,障碍壕沟积满积水,已经许久没有组织实训。

杨得志蹲下身摸着训练场木板,拿来训练计划表,看到政治学习占比高达六成,当即质问师长。师长解释,这是军区机关统一下达的安排。杨得志十分痛心:“就算统一部署,也要有节制,打起仗来,总不能让政治部去前线杀敌。”

回到机关常委会,他强烈要求修改训练计划,压缩侵占训练的学习时长。几番辩论,班子拿出折中方案,学习总时间不变,训练任务重的单位,可以把学习挪到夜间。可文件下发,基层依旧照旧,白天搞学习,训练被挤压。这些部门归政委管辖,杨得志也不可能事事紧盯,改革推行举步维艰。

更大冲突爆发在干部提拔议题上。一位历经抗战、上甘岭血战的师长,实战经验丰富,练兵扎实,杨得志想要提拔他担任军区副参谋长。常委会上,政委提出,有人反映这名干部文革时期有不当言论,相关材料还在整理,提拔需要暂缓。

杨得志十分不认同,不能仅凭“有人反映”搁置战功卓著的战将。双方各持立场,其他常委不敢表态,提拔事项就此搁置。消息传遍军区大院,食堂里都在私下议论,司令和政委意见不合。此后工作处处掣肘:作训计划被拖延审批,干部名单互相卡住不讨论。机关干部学会察言观色,开会办事小心翼翼。到1974年底,两人若非公开集体场合,干脆互不照面,班子陷入僵持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