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学者的话,像一把刀子,直接划开了文学圈那层体面的皮。写知青的伤痕,一部接一部,写得深情款款,写得理直气壮。写下岗工人的,写农民工的,掰着指头数得过来。他说这是“需要”决定的,写谁不写谁,看的是执笔的人站在哪头。
这话说得狠,可你翻翻底下的账,它站得住。伤痕文学那批人,主力是返城知青,叶辛、梁晓声那拨,他们自己就是从北大荒、从插队的村子里爬回来的。笔底下那些苦,是他们自己咽过的。不用采风,不用蹲点,闭着眼都能写出那股子土腥味。写自己人的事,顺手,也动情。
可下岗工人呢。九十年代中后期,几千万人从厂里出来,买断工龄,摆摊的摆摊,蹬三轮的蹬三轮。这么大的事,文学圈的反应是什么。九十年代那阵子,下岗题材的小说不是没有,谈歌写过《大厂》,李佩甫写过《学习微笑》,可都是零星的,没成气候。跟伤痕文学铺天盖地那个阵仗比,冷清得不像话。有分析说是因为下岗工人手里没话语权,不会写,写了也没处发。这话有道理,可只说了一半。
另一半在哪儿。在文学圈那套评价标准里。你写知青的蹉跎,评论家说这是反思,是深度,能上《收获》《人民文学》。你写下岗工人蹲在路边等活干,写得再真,人家一句“太糙”“缺少文学性”就打发了。写什么能拿奖,写什么能进文学史,这套规矩是圈里人定的。圈里人写自己,怎么写都对。圈外人想被写,得等圈里人哪天突然有了兴致。
农民工那头更典型。真正写打工生活的,是周崇贤这种人,自己就是打工仔出身,在顺德工厂里压磁铁,在几十人的宿舍里趴着写稿子。他写的东西打工的人爱看,因为写的就是他们。可主流文学圈给了多少位置。周崇贤后来进了作协,成了专业作家,这条路走得通,可走得通的人有几个。
所以那位学者说的“需要”,说白了就是一句话:笔在谁手里,谁的痛就有人写。知青的痛,有人写,有人捧,有人给奖,因为拿笔的那拨人正好就是当年痛过的那拨人。下岗工人的痛,拿笔的人没痛过,身边的人也没痛过,写起来费劲,写完了还没人叫好,那就不写了。不是写不了,是不划算。
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在这儿。伤痕文学把知青那代人的苦,写成了整个时代的苦。好像那十年就他们受了委屈,好像后来的下岗潮、打工潮里那些人的挣扎,都不算“伤痕”,只算“代价”。可你问问那些五十岁从厂里出来、蹲在劳务市场等活干的人,他们身上那道口子,比知青的浅吗。
文学史是拿笔的人写的。写谁不写谁,记谁不记谁,看着是才情,底下全是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