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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成都,一个国民党中将的独子被特务从家门口带走了。 抓人的时机选

1949年1月,成都,一个国民党中将的独子被特务从家门口带走了。

抓人的时机选得很毒。韩任民当时不在成都,出差去了外地。等他接到消息赶回来,儿子韩子重已经被转移到了看守所。

韩任民找关系、打招呼、托人往上递话,能用的路子全用了。可这一回,对面的人不买他的账。特务头子徐远举一边扣着人,一边把状告到了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那里——你家儿子是共产党。

一个国民党的将军,儿子是共产党。这事搁在1949年初的成都,比炸弹还响。

韩任民是重庆长寿人,1898年生。

早年考入杭州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回重庆开过染织厂,工厂倒闭后弃工从戎,考入日本士官学校。

回国后在川军系统一路往上走,先后在刘文辉的第24军担任炮兵司令部参谋长、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参谋长,后来做到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授陆军少将。

据外文史料The Generals of WWII数据库记载,韩任民于1945年2月晋升少将。在川渝军政圈里,他是说得上话的人。

这样一个人的儿子,怎么就成了共产党?

韩子重1922年出生在长寿。据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资料及《红岩家书》记载,1938年他就读于成都协进中学——这所学校在抗战时期是中共在成都的重要基层组织据点,进步氛围浓厚。十六岁的韩子重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韩子重留下一封信,北上奔赴延安方向。信里说想去学习磨练,追寻理想。韩任民看完,动用一切关系把儿子从陕北追了回来。父子俩怎么吵的,史料没有细写,但结果很清楚:人回来了,心没回来。

组织随即安排韩子重进入抗大一分校学习。毕业后派往晋东南前线作战,同时兼任战地记者。一个将门公子,在敌后根据地跑前线、写稿子——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潜伏工作打下了底子。

1940年,韩子重奉命返回四川。从这一年起,他的身份变成了双重的:外面是国民党军官,先后以阆中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尉、四川军管区少校参谋、成都列武中学军训教官等职务为掩护;里面是中共川康特委军事系统的工作人员,负责情报搜集、人员策反和地下党组织建设。

据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资料记载,韩子重在四川军管区任职期间,遵照上级指示秘密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并任书记。他利用合法身份联络进步军官和士兵,传递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搜集军事情报。

有一次,他和同志们从军管区搞到一张军用地图和一份情报,连夜在一位地下党员家中刻印复制后送交党组织。

这种双重生活一撑就是将近十年。

1948年,局势加速变化。韩子重与张学云等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罗广文部进行军运活动,同年秋天受川康特委派遣赴香港参加中共南方局军事会议,回来后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他离成功只差一步。

但1949年1月,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后叛变,供出了韩子重和整个地下组织。特务趁韩任民不在成都时动手,把韩子重骗捕。

韩任民得知消息后拼命营救,多方斡旋,但未能成功。韩子重先被关押在成都看守所,后被转押至重庆渣滓洞。

在渣滓洞的十个月里,韩子重遭受了严酷的刑讯。据其狱中家书记载,他身患肺病,"近来疾病交缠,身体健康状况日趋恶劣",营养极差,药品匮乏。他请家人送盘尼西林和奶粉进来,但又特意嘱咐"除一部自用外,余以救济同难友人"。

他给父母写信,嘱咐救济狱中难友的家属。他在给战友车毅英的信里写:"革命的道路是艰辛的,坐牢流血是常事情,勿为我悲。"

这些家书后来被收录进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红岩家书》一书,成为研究渣滓洞历史的重要一手史料。

1949年11月27日深夜,渣滓洞大屠杀发生。据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记载,当夜180余名革命志士遇害,仅15人脱险。韩子重与李承林一起被敌人提出牢房,在"戴公祠"对面的山坡上遇难,年仅27岁。距重庆解放,只剩三天。

三天。差了三天。

噩耗传到成都。据相关叙述,韩任民收到消息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不吃不喝,不见任何人。

第四天,蒋介石方面送来赴台机票和所谓慰问品,韩任民将其撕毁,拒绝赴台。

这些细节目前仅见于民间叙述和自媒体报道,尚未在权威档案中得到逐一印证,但韩任民拒绝赴台、脱离国民党阵营这一基本事实,各方信源一致。

1949年12月,大势已定。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成都地区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转向。韩任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选择了留在大陆,拒绝执行撤退破坏命令,配合解放军和平接管。12月27日,成都解放。

此后韩任民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担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62年去世。

【主要信源】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资料及韩子重狱中家书
《红岩家书》,郑劲松、郑小林等编著,重庆出版社
《长寿县志》中韩子重、韩任民词条
The Generals of WWII数据库,韩任民(Han Renmin)词条
澎湃新闻"红色史迹"系列报道(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