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当年从上海中学直接保送进复旦的神童,郭申元,才29岁啊,就没了。
他生在书香家庭,父亲深耕文史,母亲在肿瘤医院做药剂师,书本和药香,是他从小到大最熟悉的气息。
16岁那年,他敬重的老师因为癌症离世,这件事狠狠戳中了他,他悄悄立下目标,往后要朝着攻克癌症的方向去钻研。
还在读中学的时候,他就沉下心做观察,利用四个寒暑假研究蟑螂生态,相关论文顺利登上刊物,连谈家桢院士都留意到了这个少年。
1988年,郭申元从上海中学毕业,顺利保送复旦大学生化系,旁人都觉得,他的科研之路已经铺好了坦途。
进入复旦之后,他没有停下脚步,短短一年半时间,手写翻译二十多篇前沿学术论文,还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编译书稿。
在当时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外文文献很难获取,他靠着一本本翻阅资料,一点点啃下晦涩难懂的前沿生命科学内容。
仅仅两年之后,他选择远赴美国深造,不为高薪,不为绿卡,心里始终记着少年时立下的,对抗癌症的心愿。
他先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主攻DNA复制相关方向,这个方向,正是抗癌新药研发的核心基础。
他的博士论文提出了全新思路,被导师评价极具创新性,能够为癌症化疗的后续研究提供关键支撑。
拿到博士学位,他又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攻坚DNA解旋酶的作用机制,这是当时国际上很难突破的课题。
在哈佛实验室里,他常常熬到深夜两三点,只要脑海里冒出实验想法,哪怕是深夜,也会立刻动身赶回实验室。
很多次,他连续十几个小时泡在操作台边,反复调试试剂、记录数据,长期超负荷的节奏,一点点透支着他的身体。
1999年圣诞前夜,持续的咳嗽让他去做检查,结果确诊恶性肿瘤,噩耗砸下来的时候,他的课题正处在关键突破阶段。
次年1月,他接受手术,切除了八成的肝脏,可手术结束仅仅十天,他就坚持回到工作台,整理还没有收尾的论文。
身体的剧痛一阵阵袭来,他捂着肝区,靠着墙壁短暂喘息,却不愿停下手里的工作,只想多抢一点研究时间。
哪怕导师帮他联系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和医生,用尽当时能找到的新药,他的病情还是在持续恶化,很难逆转。
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执念,一定要回到故土,他跟家人说,自己要死在中国,不愿意留在异国他乡。
2000年3月23日,离开上海整整十年的郭申元,终于踏上家乡的土地,可此时他的身体已经撑到极限。
回来仅仅四天,也就是3月27日,这位一心想要攻克癌症的青年学者,在上海离世,生命定格在29岁。
临走之前,他把自己多年积攒的全部科研资料交给父亲,嘱托家人,这些成果,是他献给祖国的一份礼物。
他留给母亲最后的一句话,说自己从来没有浪费过一分钟,这一生,活得充实、坦荡,没有留下遗憾。
他留下的研究成果,清晰阐明了解旋酶和引发酶的相互作用位点,为后续抗癌药物研发,铺出了重要的道路。
哈佛的导师十分惋惜,说郭申元留下的科学贡献,甚至超过很多寿命更长的科研工作者,中外同行都为之痛心。
后来五十多位两院院士为他送上悼词,大家都心疼这个拼命追梦的年轻人,惋惜本该属于他的大好前程。
我们总说科研需要热爱和坚持,可郭申元的故事也提醒我们,再远大的理想,也需要一副健康的身体去承载。
他用短暂一生兑现年少誓言,这份赤诚格外动人,但这份透支生命换来的坚守,也值得我们冷静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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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