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亿股民与8亿基民:股市的财富效应、分化效应与共同富裕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年中国资本市场学术年会上有一个判断:A股市场有2亿多股票投资者、8亿多基金持有人,“这一国情市情在全球独一无二”。中国结算的数据则显示,截至2025年末投资者总数已突破2.5亿。账户数与实际人数之间有重叠、有空置,但方向是清楚的:资本市场在中国早已不是“少数人的游戏”,它嵌入了数亿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也嵌入了宏观经济内需循环的底层逻辑。
一个被低估的“覆盖半径”
2亿多股民加上8亿多基民,两者之间存在大量重叠。有测算认为,剔除重复计算后,实际参与股票和基金投资的成年人约占总人口的20%左右。按中国约6亿家庭估算,直接或间接持有权益资产的家庭,很可能超过2亿户。这意味着,股市的涨跌不只是行情软件上的数字,它关系到相当一部分家庭对“自己有多少钱”的判断,进而关系到他们敢不敢花钱。
更深一层的变化在于资产结构的迁移。过去中国家庭的财富锚定在存款和房产上,如今权益资产正在成为家庭资产负债表上不可忽视的一块。当一种资产进入半数城镇家庭的视野时,它的价格波动就不再只是投资问题,而是一个宏观需求问题。
如果股市上涨,消费能被带动多少
财富效应在中国股市是存在的,但它的力度和条件比直觉更复杂。有研究基于中国家庭微观数据测算,股市上涨对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意愿分别有约3.23、3.30和1.40个百分点的提升。另一组测算显示,财产性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未来三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约增长0.51个单位;牛市年度居民消费支出和社零增速的均值,也明显高于熊市年度。
换算到更直观的口径:有研究指出家庭股票收入每增加1万元,消费约增加0.2万元;也有国际机构测算中国股市每升值1元,家庭年度支出增加约0.02至0.2元。取中位数粗估,如果一轮健康的上涨让居民持有的权益资产增值数万亿元,对应的年度消费增量可能在数千亿元的量级。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足以对总需求产生可感知的拉动。
但财富效应有一个关键的前提:上涨的收益要落到多数人手里,而不是在途中被截走。如果股市上涨的成果高度集中于少数账户,那么“财富效应”就会退化为“账户效应”——少数人账面变富,多数人感受不到,消费的边际增量自然大打折扣。
另一条路径:当上涨变成收割
中国股市长期存在一个结构性张力:融资功能偏强,投资回报偏弱。有分析指出,A股大股东高位减持是财富转移的重要通道,部分套现资金并未回流消费或国内投资,而是流向海外资产配置。数据也印证了这种不对称:2025年A股大股东减持规模超过4000亿元;与此同时,有市场统计显示5万元以下账户的亏损率高达99.9%,而1000万元以上账户的盈利概率超过99%。账户规模与盈亏概率之间的这种极端分化,说明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共同分享增长”,而更接近一种结构性的财富再分配。
这对通缩意味着什么?通缩的核心不是物价本身,而是多数人的可支配收入和支出意愿持续走弱。如果股市上涨的收益被少数人截留,多数散户不仅没有获得正向的财富效应,反而在波动中损失本金,其结果就是:一部分人的消费能力被削弱,另一部分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本来就很低,资金更可能进入金融配置而非实体消费。两头一挤,股市上涨对总需求的拉动就被大幅漏损掉了。更严重的是,如果“被收割”的体验反复发生,居民会对权益资产形成风险厌恶,资金回流储蓄,进一步压低消费倾向。李昌平对此有一个尖锐的概括:股市长期“重融资轻回报”,持续抽吸国民财富,是当前通缩困局的一个结构性来源。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股市命题
把上述两条路径放在一起,结论是清楚的:股市本身不创造财富,它分配财富。 一个上涨的市场能否服务于共同富裕,取决于分配的方向。
居民财产性收入目前仅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左右,与欧美20%的水平差距明显。这个“低占比”本身说明,财产性收入还有很大的普惠空间;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如果资本市场的收益分配机制不改善,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反而可能加速分化——有金融资产的人获得更多,没有的人被落在后面。
因此,共同富裕视角下的股市命题,不是“让股市涨”那么简单,而是让上涨的收益以更普惠的方式落到多数家庭。这包括:强化上市公司分红回报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让投资者分享企业盈利而非仅仅博弈价差;规范减持和套利行为,减少少数人对多数人财富的过度抽取;发展长期资金和普惠金融产品,降低普通家庭参与权益市场的门槛和摩擦;提升居民金融素养,让更多人具备识别风险和合理配置的能力。
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应当是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普惠渠道,而不是财富分化的加速器。2亿多股民和8亿多基民的规模,既是中国经济的纵深,也是一道考题:当如此多家庭的财富与资本市场绑定,市场的制度设计就必须回答一个比“指数涨到多少”更根本的问题——增长的收益,最终流向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