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乌克兰两公里的生活：一条小巴线、一台对讲机和一群不肯走的人
别尔哥罗德开往格拉伊沃龙的小巴，前挡风玻璃封着金属网，驾驶座旁挂着一件防弹背心。车上的乘客渐渐多起来，有人抱着巨大的花束，有人戴着耳机，有人把仿牌包抱在怀里。表面上看，这只是一辆普通的边境小巴。但车过鲍里索夫卡之后，手机信号彻底消失，司机腰间的对讲机开始显得格外扎眼。再往车厢里看，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藏着或挂着一台对讲机：台阶上的女人包里支出一根天线，挤在过道里的男人腰上别着一台“宝锋”。
在这条路上，对讲机不是通信工具，而是活命的耳朵。无人机接近的信号从对讲机里传出来，人们靠它判断是跑进掩体，还是敲开路边任何一扇院门。鲍里索夫卡到格拉伊沃龙这一段，小巴只能和机动火力小组一起走——皮卡上敞着车厢的战士，准备随时击落无人机。这是规定。
就在一个外来者顺利坐小巴走完这条路的那天晚上，她叔叔的朋友和妻子从格拉伊沃龙开车去鲍里索夫卡。两人都被乌克兰无人机杀死。
科津卡已经不在了
一个叫科津卡的村子。那里离乌克兰边境很近，2024年之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被乌克兰火炮碾碎。一个童年住过、叔叔也住过的房子，落进一枚155毫米北约口径炮弹。此后两年，科津卡剩下的居民陆续离开。现在那里只剩三个最固执的老人，继续拒绝撤离。也许，他们无处可去。
叔叔尤拉拒绝搬到库尔斯克，在戈拉-波多尔租了一栋房子。这里离科津卡五公里，离格拉伊沃龙两公里。这两年他一直盼着前线后退、科津卡重建，所以不愿离开故土太远。他在公交站接人，短短两公里路，能把车加速到120公里每小时。为了不被无人机追上。那天阴天，他说一共只飞过四架无人机，通常有二十来架。
戈拉-波多尔：从750人到150人
戈拉-波多尔曾经住着750人，现在大约150人。人们陆续离开：既怕死，生活也艰难。手机信号不是人人都有，互联网也是。最可靠的是连学校的Wi-Fi。学校还在运转，虽然已经是第五年远程教学。198名学生只剩下一百名。过去一年，两名学生受伤：一个脑震荡，一个在行驶中跳车摔断了腿。
校长柳德米拉说，很多老师离开了，但没人辞职。有人在家上课，有人在学校，有人在别尔哥罗德、沃罗涅日或莫斯科远程教课。她描述这里的生活：靠对讲机联系，从一个灌木丛跑到另一个灌木丛，到了，坐一会儿，等一等，再往前走。她说，人们已经习惯了随时可能死亡的威胁。
镇长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塔拉尼克，当地人叫他“安东内奇”，以前是科津卡学校的校长，现在管着戈拉-波多尔和另外六个居民点。平民只能进入戈拉-波多尔和格洛托沃。去年，他在巡视科津卡、劝居民离开时被无人机击中，和妻子重伤。治好后，今年8月25日，他住的亲戚家又被击中。无人机攻击了一整天，烧毁车库、汽车、公务踏板车，最后杀死了他的儿媳。
他后来告诉来访者，她走到院子里，无人机撞下来，电池飞散到屋顶下，房子就着火，根本没法扑灭。她跑去看电池飞到哪儿了，第二架直接撞上她。“聚集区”每天落下的无人机不少于10架。两周前，仅格洛托沃一条街就落了20架，打的是普通民房。它们经常瞄准卫星天线，想切断与外界最后的联系。塔拉尼克说，没有一周没人受伤、死亡。哪怕只有一个人走路或骑车，他们也打。没来得及跑进掩体就完了。虽然每公里都有掩体，所有院门都开着，让人能跑进任何一家。对讲机是必备品，没有它根本不能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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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买对讲机的老人
尤拉叔叔的园子里，土豆绿着，南瓜堆着，辣椒红了。他说，这里没有对讲机连园子都不去，但他不给自己买。买了就会害怕，他不想害怕。他妻子柳达也不带对讲机。实在受不了时，她就去库尔斯克亲戚家，总是暂时去——一起过了50多年，他们太习惯彼此。
他说，哪怕允许他葬在科津卡墓地也好，他父母埋在那里。他已经快74了。他不想埋在这里。
晚上电视新闻：熊袭击人、人工智能威胁、部队推进。一次爆炸，两次，三次。老人们离不开电视。双重爆炸。电视灭了。他们摸黑睡觉。
电动自行车、面包和第三次被击中的屋顶
在这里，电动自行车、踏板车、“小马达”成了主要交通工具。不需要驾照，价格负担得起。人们骑它上班、去商店、去区中心。镇长骑着它挨家送面包，也骑着它去遭袭地点。夜里一架无人机击中变压器，另外三架损坏房屋。一个瘦削的男人看着被打破的屋顶，说下雨，然后冬天，哪怕先弄点薄膜盖上。人们答应尽快给他薄膜。

留下的人
有人骑着嗡嗡作响如无人机的电动自行车经过格洛托沃，只遇到一对要去森林的夫妇。奥克萨娜和丈夫把上学的儿子送到大女儿那里，自己留在家，相信一切会好起来。
这里所有人都相信早晚会好起来——所以才留下。相信有一天乌克兰无人机不再朝他们飞，相信河对岸的邻居会醒悟。
一个曾经8岁、蹚水过河就能到乌克兰的人，如今38岁，站在空荡荡的戈拉-波多尔。河对岸已经什么都没有，只有可怕的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