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传记《The Thinking Machine》的作者斯蒂芬•威特（Stephen Witt），在黄仁勋辞职后接受采访时表示，黄仁勋因主张放宽对华晶片出口限制，卷入美国政府内部的政治角力，但他自身的行为也让他变得极其脆弱。黄仁勋近乎不理性的自信和强烈的掌控欲，是他带领英伟达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却也可能使他逐渐失去对自身行为的约束。
威特认为，尽管人工智能（AI）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世界，黄仁勋的故事归根结底却不是科技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人性弱点、男性傲慢与过度自信如何导致个人走向失败的古老故事，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

黄仁勋确实因主张放宽对华芯片出口而站在了华盛顿对华强硬派的对立面。英伟达今年第三季度的游说支出高达215万美元，涉及芯片出口监督等议题。威特推测，白宫内部的鹰派可能利用情报部门掌握的黄仁勋私人关系信息，试图削弱其影响力，在未能改变特朗普立场后，信息被泄露给媒体，最终引爆风波。威特因此称黄仁勋是“政治权力斗争的受害者”。

在威特看来，黄仁勋近乎不理性的自信与强烈的掌控欲，曾是他带领英伟达走向巅峰的引擎，却也使他逐渐丧失了对自身行为的约束。
这种性格在英伟达的组织结构上留下了深刻烙印：公司长期不设首席运营官，约60名高管直接向黄仁勋汇报，没有明确的二号人物或接班人梯队。这种高度扁平化的结构在顺境中效率惊人，但一旦创始人本人出问题，整个系统就失去了缓冲。黄仁勋持股仅约3.58%，且无超级投票权，他的权力完全建立在“持续做出正确判断”的业绩契约之上。当婚外情——尤其是与直接下属的关系——触发公司合规红线时，董事会可以在四天内完成切割，因为制度上并不存在阻碍。

威特在采访中反复指向同一个判断：黄仁勋的悲剧不在于技术或商业判断失误，而在于权力与成功放大了他性格中本就存在的傲慢与过度自信。政治角力提供了时机和杠杆，但真正让杠杆得以撬动的支点，是他自己一步步交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