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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军队经商暴富,公务员可经商,公安也将下场经商,算是把经商玩明白! 2026

越南军队经商暴富,公务员可经商,公安也将下场经商,算是把经商玩明白!

2026年10月越共中央颁布的第224号条例,取代了旧规,为包括公安在内的公职人员参与商业活动划定了新的边界。该条例构建了一个基于风险分级的精细化管理框架。该条例的核心逻辑是:将经商权利与岗位的敏感程度直接挂钩,职位越关键、利益冲突风险越高,经商权限则越受限。具体而言,条例通过 “无需批准即可从事”、“经批准方可从事”和“明确禁止” 三个层级来界定公安系统党员的经商边界。苏林为公安系统经商松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制衡军队经商。

一、越南军队经商暴富,为啥始终难以杜绝。越南军队经商的起点是上世纪80年代财政困难时期的“权宜之计”,允许部队通过经营活动补贴军费。数十年后,这一模式已膨胀为覆盖电信、港口、建筑、银行、物流等核心领域的商业版图。2025年,越南全国83家军队独资企业总收入超过428万亿越南盾,税前利润约70万亿盾,上缴国税53.7万亿盾,员工总数14.3万人。

核心企业包括军队电信集团Viettel、西贡新港总公司、军队股份商业银行(MB)、东北总公司等。仅Viettel一家,2025年营收据报达220.4万亿越南盾,税前利润56.8万亿盾。有数据显示,仅Viettel一家军队企业的利润,就接近公开军费的五分之一。越南军队企业直接向国防部汇报,不纳入国资委的常规监管通道。利润名义上补充军费,但相当一部分实际形成了军队内部独立的福利与资源分配体系,透明度极低。

2007年越共曾试图禁止军队经商,但在国会遭到军方代表否决;2017—2019年间,国防部曾提出将88家军队企业缩减至17家、退出纯商业领域的方案,但核心资产Viettel等并未被触动,改革实质上落空。军方在越共中央委员会中拥有约26个席位,构成了改革难以逾越的政治屏障。最新的动向是,国防部计划在2026—2030年间对军队企业进行新一轮资本重组,但方向仍以“优化”而非“退出”为主。

越南军队经商之所以“暴富”却始终难以杜绝,根本原因在于它已经从一个可以被“政策切除”的临时安排,演变成了一个嵌入国家政治结构与暴力机器之中的、拥有自我维持与扩张能力的制度性存在。政治壁垒也就是改革对象拥有“否决改革”的席位,是越南很难禁止军队经商的关键。任何试图剥离军队商业资产的改革,都必须经过一个军队自身拥有重大否决权的政治程序。此后2017年、2022年的重提,禁令的措辞从“禁止”退让为“逐步停止”,但始终停留在纸面。

二、公务员和公安系统经商,将会形成对军队经商的平衡。在正面禁止与内部重组均告失效后,越南高层的策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向:既然无法切除军队的商业版图,便向另一支强力部门——公安系统——注入对等的经济资源,试图形成“以商制商”的结构性制衡。让两个同层级的强力部门在市场上互相盯着,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垄断关键基础设施,越共中央得以居中调停。从打破Viettel在政务数字化项目上一家独大的角度看,公安接管电信资产确实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压力。

公安系统在接手商业资产的同时,掌握着执法权、牌照审批权与数据控制权。赌场、KTV等行业的准入审批下放至基层公安,能源、电信等领域的外资项目须经公安部安全审查。这意味着,公安既是市场的监管者,又是市场的参与者。招标方、投标方与监管方最终指向同一体系。

三、越南公安系统人员经商的具体规定划分。2026年10月14日颁布的第224-QĐ/TW号条例对公安系统人员经商进行了几个层面区分,分别为“无需批准即可从事”、“经批准方可从事”和“明确禁止”。一是,对于绝大多数岗位的公安系统党员,他们无需经过事先审批,即可从事专业活动与资产收益,从事自身专业领域的工作,以及通过合法方式(如出租、投资等)利用资产创造收入;被动型投资,进行投资经商,但明确不得借此设立经济组织,也不得对所投资的对象进行控制、管理或直接运营。

二是,经批准方可从事的行为,对低风险岗位的有限放开。对于不处于高风险利益冲突岗位的党员,条例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他们在获得有权限的上级党委批准后,可以从事更广泛的投资经营活动,具体范围由条例第4条第3款界定。这意味着,对于部分低风险岗位的党员,经审批后可能获准设立经济组织或进行更深入的投资。

三是,明确禁止的行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对于被认定在“具有高利益冲突风险”的职位或领域工作的党员,条例明确禁止其从事第4条第3款和第4款所规定的更广泛的投资经营活动。所有党员在任职、服役期间,不得管理或运营经济组织,除非获得上级的特别任务指派。这旨在防止公职人员将主要精力投入商业运营。

党员严禁利用国家资产、信息、数据、人力资源或研究成果等公共资源,为自身或关联方的商业活动服务。所有经批准投资经营活动,都必须确保不泄露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