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男子在车间里干了24年,公司却没给他缴纳社保。男子被查出癌症,由于没有医保兜底,男子无力承担治疗费,最终选择在车间自缢身亡。
事后男子家属将公司告上法庭,索赔66万,质疑公司不交社保的合法性。可公司却说,是男子自愿不交的。法院这么判。
王某在这家厂里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有些模糊。家属后来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询问笔录里,两名厂方工作人员的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王某大约在2000年4月就进了厂,干的是包装物转运,身份是劳务派遣临时工。
劳务派遣这四个字,在车间日常里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活儿还是那些活儿,地点还是那个地点,但社保这件事,恰恰就卡在这个身份结构里。
按照《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 19 条,劳务派遣单位如果在用工单位所在地没有设立分支机构,由用工单位代劳务派遣单位为被派遣劳动者办理参保手续、缴纳社会保险费。
这不是一个可以由派遣公司和用工单位私下商量的条款。南通市人社局 2026 年 7 月公布的典型案例里,如皋一家科技集团截至 2026 年 3 月底在职职工 2599 人,使用劳务派遣人员 209 人,这些派遣工来自安徽、陕西等地的劳务公司,普遍没有在用工所在地办理社保登记。
如皋市人社局立案后直接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要求用工单位补办登记。这个案子的逻辑很清楚:跨地区派遣中,用工所在地的社保登记不是可选项,人社部门可以绕开民事诉讼,直接责令改正。
王某的情况比南通案例更复杂的地方在于时间。24年,不是一个监察周期能覆盖的长度。但制度上至少说明,如果王某在确诊后走的是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的路子,人社部门有权责令相关单位补办参保登记,而不是只能等到人没了之后再去法庭上争论因果关系。
王某找过公司,录音里厂方工作人员权某的回应是“没有的”,意思是厂里没有补缴这个政策。王某当时问的那句“厂子没有这政策,不一定代表国家没有这政策”,放在《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19条的框架下,恰恰问到了点子上。
2024年11月18日,王某被发现在液洗车间自缢。死亡证明上写的是54岁,自缢。住院病案里的诊断不止癌症一项,膀胱癌之外还有前列腺增生、高血压和乙型病毒性肝炎。
家属索赔66万余元,公司庭审时抛出的说法是王某自己不愿意缴,为了多拿工资主动放弃。这个抗辩在法律上站不住,缴纳社保是法定强制义务,不因劳动者“同意”而消灭。
一审法院也把话说得很直:未缴社保与自缢之间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王某本人对死亡后果承担主要责任;
但王某死在日常工作时间、死在车间里,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没有及时发现,现场管理存在疏漏,判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赔偿金额合计20万余元,扣除此前家属借支的3万元,实际支付17万余元。公司上诉后,2026年8月13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把南通那个209人的案例和王某的24年放在一起看,制度并不是没有给王某留出口。出口在劳动保障监察那里,在用工单位代缴社保的法定责任那里,只是王某确诊后把希望押在了公司“松口”上,而公司给的回话是“厂里没这政策”。
一个干了24年包装物转运的人,最后用自己的命把“有没有这政策”这个问题留给了法庭,法庭给出的回答是20%的赔偿比例。
信源: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判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