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 年 12 月 16 日，罗荣桓元帅因病抢救无效离世。
多年战争留下的旧伤，加上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最终耗尽了他的身体。噩耗传到中南海颐年堂，当时毛主席正在开会，当即提议大家起立默哀。默哀之后，他感慨评价罗荣桓：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原则、对党忠诚，是很不容易的。 悲痛萦绕心间，几日难以释怀。
之后，毛主席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以此悼念这位自秋收起义便并肩作战、一生共事的老战友。


罗荣桓逝世后，毛主席写下悼诗，末尾却问：“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一位元帅去世，为什么会让毛主席想到国家遇到难题时少了一个可以商量的人？

1963年12月16日下午，罗荣桓在北京病逝，终年六十一岁。
当晚，中南海颐年堂正在开会。林月琴后来回忆，毛主席听到消息后，提议与会人员起立默哀。默哀之后，他谈到罗荣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几天后，毛主席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诗里追忆早年并肩岁月，也写到锦州战役，最后落在“国有疑难可问谁”上。

毛主席所惋惜的，不只是老战友离去。他失去的，是一个熟悉军队、熟悉干部，也能把实际问题摆到桌面上讨论的人。罗荣桓的分量，体现在两种本领上：遇到原则问题不随风转，到了具体工作中又不拿原则代替调查。

1943年前后，山东根据地开展整风审干。
康生推动的“抢救失足者”做法传到山东，相关小册子也送到了罗荣桓手中。当时他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山东分局书记，军队和地方工作都由他统筹。审干本为查清干部问题，可一旦把个别情况当成普遍现象，基层就可能陷入相互猜疑，干部队伍也会受到冲击。
罗荣桓没有照搬。

他要求暂缓下发小册子，结合山东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处理，并把当地情况报告中央。上级正在推动一项工作，地方负责人若提出不同意见，就必须说明不能照做的理由，也要承担判断失误的责任。罗荣桓把调查和实际情况放在前面，中央支持了山东的处理意见。

五年后，东北战场出现另一道难题。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中央军委确定先攻锦州，切断东北国民党军向华北撤退的陆上通道。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共同承担战役指挥与组织工作。攻锦州意味着集中主力打硬仗，也意味着长春、沈阳方向的敌军可能作出反应。
罗荣桓支持先打锦州的部署，参与统一部队认识和组织战役实施。作为政治委员，罗荣桓要让部队理解作战任务，保持组织统一，在连续作战中把政治工作落实到各级部队。

锦州被攻克后，东北国民党军的陆上退路被切断，辽沈战局随之发生决定性变化。毛主席在悼诗中写：“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这场战役，成为罗荣桓与毛主席共同经历中分量极重的一段历史。

罗荣桓在毛主席心中的位置，也不只来自战争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同时负责筹建总干部管理部。全军干部管理牵涉各级组织，干部任用、调配和制度建设都需要大量协调，工作越来越重，罗荣桓的身体却经不起这样的消耗。

1950年9月20日，毛主席在罗荣桓提交的报告上批示，劝他少开会，甚至可以不开会，只同少数干部谈话、批阅文件，并提醒他“否则难于持久”。毛主席提出的办法很具体：减少会议，把精力留给文件和必要的干部谈话。

罗荣桓的病并非晚年才出现。1942年，他已有尿血症状；1946年赴苏联治疗，左肾被切除。1956年，他因健康原因请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中央同意由谭政接任。此后他仍参加调查研究。1961年1月，他重新担任总政治部主任。1963年9月，肾功能衰竭引发尿毒症，他住院治疗，最终未能康复。

从1942年患病到1963年去世，罗荣桓与疾病相伴二十余年。
身体一次次发出警告，他曾离开主要岗位，后来又重新承担工作。长期工作加重了身体负担，他却始终没有真正放下肩上的责任。

毛主席悼诗从“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写起，中间写到长征和锦州，结尾落在“国有疑难可问谁”。秋收起义时相识的两个人，后来经历根据地建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在新中国的军队建设中继续共事。诗句串起的，是几十年共同处理军队事务的经历。

1963年12月17日，毛主席前往北京医院向罗荣桓遗体告别。

此后数日，他写下这首悼诗。罗荣桓留下的，不只是元帅的战功，还有一种难以替代的工作能力：能把基层真实情况带到决策层，也能把战略部署落实到部队和干部工作中。

锦州已经成为辽沈战役的关键胜利，军队建设仍在继续。

谭政接过了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军队工作照常向前。可毛主席所问的那个“谁”，不是在寻找一个职务继任者，而是在怀念一个能够把实情摆到面前、又能与他共同判断重大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