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为什么会固化？

首先来说，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就是会出现阶级流动变慢的情况。

原因就是积累是有价值的。

为什么现在许多人觉得“阶级固化”？

就是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长期保持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同时，法律法规承认并且保护私人财产。

然后财富积累就有了意义。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张雪峰先生的女儿，虽然未成年，但是她继承了父亲的财产，还没有成年就了上亿的身家。

哪怕她不上大学、成年后找一份保洁的工作，她的财富，哪怕99%的清北毕业生都很难超过。

如果张姑娘再聪明一点，把父亲留给她的家产多数都买了美股指数，那么到了她儿子那一辈，张雪峰的外孙也还是亿万富翁。

这就是阶级固化。

某种意义上说，阶级固化是社会长期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代名词。

说回“五姓七望”，我简单说说博陵崔氏是怎么在南北朝崛起的。（或者是清河崔氏）

说穿了非常简单：连续四五代人不分家，实行家族共产主义。

门阀世家的辉煌是在南北朝时期，到了隋唐时期已经是门阀世家的尾声和余烬了。

唐朝有名有姓的“五姓七望”几乎没有在祖籍生活的，绝大多数在北周、隋朝或者唐初就迁移到了长安或者洛阳附近。

到了唐朝时，绝大多数有名有姓的崔氏大臣，虽然还是顶着“崔氏”的名头，但其实都已经几代“老长安”、“老洛阳”了。

和河北老家的联系，基本上就是履历表上的“籍贯”了。

所以中唐的韩愈才会说唐代士大夫已经习惯当官后不回老家，所以他才号召唐代士大夫应该恢复魏晋南北朝传统，退休后尽量回祖籍地生活：

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杨侯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今之归，指其树曰：“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也。”乡人莫不加敬，诫子孙以杨侯不去其乡为法。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
以卢杞的父亲卢弈为例，卢杞这一支确实出自范阳卢氏。

但是早在卢杞的高祖父卢悊开始，卢杞家族就不住河北范阳（北京）了，而是在卢悊当过县令的河南滑州灵昌县定居了。（今天河南滑县西南）。

到了卢杞父亲这一辈，卢杞家族已经在河南滑县定居了四代人了。

什么概念呢？

高晓松还仅仅是在北京出生的第二代，已经以“北京孩子”自居了，从来不说自己是杭州人了。

安史之乱前后博陵崔氏的领军人物唐玄宗的宰相之一的崔沔（唐肃宗唐德宗时期宰相崔佑甫的父亲），他虽然祖籍博陵，但他是在长安出身的。

而崔沔这一支，根据出土的墓志铭，早在北周时期家族就迁移到了关中。

类似的还有李德裕，别看李德裕出自赵郡李氏，他也是土生土长的京兆爷。（长安人）

这种已经脱离了自己籍贯地的所谓“世家”，其实本质上已经成了依附皇权的官僚群体的一员了。

世家门阀之所以能在唐朝还能保持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完全是因为他们还在坚持“内部通婚”：

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这也是为什么唐皇不允许世家继续联姻，但是我们却看不到皇权限制世家门阀“在地势力”的原因。

另外，如果我们稍微把目光从东亚内陆核心地区移开，就能发现“五姓七望”这种富贵四五百年的家族一抓一大把。

以敦煌索氏为例，他家是汉武帝时期被发配到敦煌的，然后在敦煌落地生根，西晋大书法家索勋就是敦煌索氏。

敦煌索氏一直在敦煌富贵到西夏崛起，才没有了具体记载。

被王安石击败的青海觚斯罗，人家在甘南一直担任土司刺史到民国。

西双版纳刀家，从北宋一直富贵到现在。一直到前几年，西双版纳州长还姓刀。

哪怕是最年轻的开国大校杨复兴家族，人家也是从明永乐年间一直富裕到现在。

到此时此刻，杨家人依然担任卓尼县禅定寺的管理者。

对了，禅定寺的匾是康熙题的字。

换言之，像东亚内陆地区这样强行拆分大家族，强行社会原子化才是变态，敦煌索氏、卓尼杨氏、西双版纳刀氏这样动不动家族稳定六百年以上的情况才是常态。

南北朝时期，东亚内陆地区出现某一个大家族上万户依托堡坞生活的情况。

到了北宋，就剩下几千户聚居的河南的义门陈氏，结果还在宋仁宗时期被包拯主持拆的全国到处都是。

东亚内陆地区由于长期处于一元化指令型社会结构（秦制），统治者又鼓励和引导无产者仇富、敌视积累，所以，长期把“变态”（阶级快速流动）当成正常态。

可事实上，在古代，阶级流动速度缓慢才是一个地区长期保持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象征。

最后再介绍一下中餐第一世家：日本陈建民家族。

之所以说陈建民家族是目前中餐第一世家，是因为从陈建民、陈建民的儿子陈建一、孙子陈建太郎，都是中餐名厨。

陈建太郎在新加坡创办的四川饭店新加坡分店，拿到了米其林两颗星。

是新加坡星星最多的中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