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抵达延安时，毛泽东率在延安的中央委员亲赴机场迎接，这是极高规格的礼遇。王明曾起草《八一宣言》，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1937年底，王明前往武汉组建长江局，自任书记，管辖长江南北华中大片区域；项英担任东南分局书记，隶属于长江局，负责领导江南的新四军。

1938年9至11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决定撤销王明的长江局，重新划分华中组织体系。长江以北，豫、皖、苏北以及江北新四军四支队，划归新设立的中原局，由刘少奇担任书记；长江以南皖南、苏南区域，东南分局改组为东南局，项英任书记，新四军军部隶属于东南局。

这一划分，埋下了后续军部北移的组织难题。项英身为新四军政委，是江南部队第一负责人。一旦新四军军部北渡长江，进入江北区域，组织隶属关系就要转入中原局管辖。这就意味着，项英所领导的军部，将脱离东南局体系，归刘少奇的中原局领导。正是这一层组织隶属的变化，加上皖南复杂的地理、统战形势，让项英反复权衡，不断列举各种现实困难，迟迟不愿动身北移。

中央多次电令皖南军部尽快北移，刘少奇也多次写信、发电报劝说项英，江北敌后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长期困守皖南，部队被国民党第三战区重兵包围，处境十分凶险。但项英依旧迟疑不决，对北移方案顾虑重重。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在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伏击，血战之后损失惨重。突围途中，项英遭叛徒出卖牺牲。事变之后，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军长，刘少奇接任新四军政委。东南局与中原局随后合并改组为华中局，统一领导华中所有抗日武装。

回望这段历史，军部迟迟未能及时北移，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既有组织区划调整带来的权责考量，也有对敌顽形势的判断差异。这段历史提醒后人，革命斗争之中，组织建制、战略判断，任何一环迟疑，都有可能带来沉重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