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想不到!明代中期有葡萄牙水手到中国,发现中国的司法秩序太优良了,比起他的家乡当时还广泛流行的神明裁判、决斗裁判要文明得多、理性得多。
嘉靖年间,福建某处衙门,一个葡萄牙人坐在堂下,看着审讯一条一条地走下去。
堂上的官员对着案卷问话,书吏把每一句回答记录在案,证人当面受到质询,口供逐条核对。这个葡萄牙人在旁边看着,觉得意外。
他叫加略特·佩雷拉,不是自愿来这里的,是被明军抓来的。
佩雷拉出现在福建,要从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这段经历说起。
十六世纪初,葡萄牙的海上扩张走得极快。
1511年占领马六甲之后,东亚的贸易圈就进入了葡萄牙的视野。
马六甲是当时东南亚最重要的贸易中转地,来往商船里有大量来自中国的货物,葡萄牙人在这里接触到中国商人,自然想要继续往东找货源。
正德年间,葡萄牙人已经出现在广东沿海。
1517年,葡萄牙派出正式使团,试图与明朝建立通商关系,使团一路北上,在北京等了相当长时间,始终未能得到正式接见。
这期间,双方在广东的接触也出了不少麻烦,葡萄牙船只的一些行为引发了明廷强烈不满。嘉靖初年,明廷正式禁止葡萄牙人进入官方港口。
这道禁令没有断掉走私贸易。
葡萄牙人转而在沿海岛屿上落脚,与中国商人私下交易。浙江外海的双屿岛,位于今天宁波附近海域,逐渐发展成一个规模不小的走私据点,各国商人、海盗、掮客聚集在那里,常住加流动人口相当可观。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廷派朱纨出任浙江巡抚,整顿东南海防,重点清剿走私势力。
双屿被强行摧毁,驻扎在附近的葡萄牙人四散逃逸,部分人被俘。
佩雷拉就在这波清剿中被明军抓获,时间大约在1549年前后,随即被押送至福建接受处置,后来又转移至广西,以某种受限制的身份生活了一段时间。
大约在1552年前后,佩雷拉得以离开中国,具体年份各方记述有些出入。
回去之后,他把在中国的见闻整理成文字。这份文稿在葡萄牙人圈子里流传,1565年由意大利学者拉穆西奥收入他主编的《航海与旅行》文集,欧洲读者才有机会系统读到这位葡萄牙人留下的第一手观察。
佩雷拉的文字里,对中国司法程序的描述相当详细。
他观察到,当地官员处理案件,要在公堂上正式坐堂问案,当事双方都要到场,分别陈述。书吏全程记录,口供写下来之后要当场核对,证人接受当面质询,不能事后改口。
案件结案后,记录要逐级上报,上面的官员对下级的结论进行复核,重大案件最终由中央刑部来定。每一层都有人管着,每一份记录都留着。
这套东西在佩雷拉看来是有道理的,他能看明白这里面的运作方式。
再参照他从小成长的欧洲,对比是自然的。
神明裁判在中世纪欧洲相当普遍。处理疑难案件的时候,当事人要接受各种形式的身体考验,比如将手伸入沸水,或者被投入水中观察沉浮,以结果来判断上帝站在哪一方,进而断定谁有罪谁无罪。
这套做法的底层假设是,神的意志会通过身体的结果显现出来。
教会在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上明确反对这种做法,之后西欧正式法庭上的神明裁判程序逐步退出,但各地消退的速度不一,遗留的观念在十六世纪民间仍有影响。
决斗裁判的生命力更长。
这种方式让当事双方以武力较量,以胜负来判定谁有理。
在欧洲贵族阶层,以决斗处理争端的做法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到十六世纪仍有实际案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法律文书在这一时期都留有相关记录,尽管推行程度各地不同。
佩雷拉在写中国这套程序的时候,措辞带着明显的认可,觉得这里断案走的是问询、取证、核查这条路,和让人往滚水里伸手、或者拔剑决斗的方式相比,底层的思路差得很远。
值得一提的是,佩雷拉没有把这段描述写成颂歌。
他同样记下了中国衙门在审讯过程中动用夹棍之类刑具的情形,措辞相当直白,没有回避。他觉得好的地方和让他皱眉的地方,分开来说,各自落在纸上。
这反而让这份文字显得可信一些。
佩雷拉的记录在欧洲流传之后,成为十六世纪欧洲人认识明代中国的早期文字依据之一。
后来来华的耶稣会士和多明我会士写东西时,也曾引用或参考过这份材料。
嘉靖年间的明朝官府有多清廉、效率有多高,当然是另一套话题,佩雷拉在福建衙门里看到的,只是这套程序运作起来的外观,不是全部的实情。
他在中国那几年,史料里留下的记录已经不多了。他在堂下坐着看官员问案的那几天,大概也没有想到,这些随手写下的观察,几百年后还有人在引用。
那份文稿跟着船只和商队,在欧洲各国之间传来传去,读到的人各有各的感受。
参考来源:
C.R.博克瑟编,何高济等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版
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基金会,2000年版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