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被枪毙之前，李宗仁说出了他必须死的原因：“丢了济南不是什么大事，重要的是他做错了一件事”。

1937年11月，日军还没有逼近济南时，韩复榘并非完全没有抵抗。他在临邑、惠民、济阳一带与日军交战，部队伤亡不小。

后来，他亲自带着手枪旅一团和特务队渡河，在济阳一度被日军包围，手下一个团伤亡殆尽，他本人骑着摩托车才逃了回来。

这场失败，显然给他留下了很大冲击。回到济南后，他考虑的重点很快发生变化，从怎样守住山东，变成怎样把人和物资撤出去。

省府人员被安排撤往曹县，军需物资、医院、修械所和民生银行等，也陆续转往河南南阳、舞阳。两个团和两个独立旅提前撤到河南漯河，济南城内能带走的力量，正在一批批离开。

李宗仁曾急电要求他死守泰安，以泰山为依托打游击，并且明确要求部队不能进入其他战区。韩复榘的回电只有一句话，南京都守不住，泰安又算什么。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说大局，也像是在为撤退找理由。可军队一旦只顾着保存自己，战场就会迅速失去秩序，命令也会变成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

12月23日，日军从济阳渡过黄河。24日晚，韩复榘在白马山车站换乘钢甲车，带着卫队一路向南。27日，日军占领济南。

从日军渡河到济南失守，不到四天。

济南失守当然是重大军事失败，可战争中并不是每一场败仗都等于死罪。部队实力不足、补给断裂、指挥失误，都可能造成撤退。后来台儿庄战役在1938年3月至4月打响，中国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占据绝对优势，关键在于各部能否执行命令、相互支援，把撤退和反击放进整体部署里。

韩复榘的问题，却是他提前把自己的退路安排好了，而且没有按照战区命令行动。更麻烦的是，他控制的不是一支普通地方部队，而是一支规模庞大的私人力量。

韩复榘出身冯玉祥的西北军，早年打仗勇猛，很受冯玉祥器重。他曾一路升到河南省主席、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

但1929年初的一场冲突，也改变了他对军队和权力的看法。

当时，冯玉祥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韩复榘劝他不要和蒋介石开战。冯玉祥让他到外面跪着，韩复榘真的跪在了门外。会议结束后，冯玉祥走出来，扇了他一个耳光，只说了一句起来吧，随后转身离开。

几个月后，韩复榘通电脱离冯玉祥，转而投靠蒋介石。

从那以后，他越来越清楚，乱世里真正能保住自己的，不是职务，也不是口头承诺，而是手里的兵。蒋介石拉拢他，看中的同样不是个人交情，而是他掌握的军事力量。

韩复榘到了山东之后，持续扩充部队，从几个师逐步发展到五个师和一个旅，兵力超过十万。关税、盐税和地方捐款，很多都掌握在他自己的系统里，中央想调动他的部队，他也总能找到理由拖延。

山东在当时几乎成了他的独立地盘，军队则是他最大的本钱。

所以，韩复榘不战而退，触碰的不只是一次战役的成败，还冲击了蒋介石想建立的军事控制。一个地方实力派可以拥有十万军队，可以自行掌握财政，也可以在国家危急时刻按自己的意愿撤退，那其他部队会不会照着学？

这才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地方。

当然，蒋介石处理地方军队，也不只是为了惩罚败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军和地方军之间本来就存在指挥、编制和利益冲突，许多部队并非随时都能做到整齐划一。

问题在于，韩复榘不仅退了，还把自己的人员、物资和核心部队提前转移，给人的感觉不是临时失守，而是早已把保存实力放在了守土之前。

于是，他的失败被赋予了更强的示范意义。

韩复榘被捕前，蒋介石先开始拆解他的部队。孙桐萱、曹福林等韩复榘倚重的将领，被以不同名义调开、分散。韩复榘后来在囚室里听到这些安排，沉默很久，只苦笑着说，树倒猢狲散，不过是世态常情。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师长以上军官到场。韩复榘心里有疑虑，还派人到徐州请示李宗仁是否应该参加。

李宗仁知道这场会议不简单，却没有把真实情况挑明，只要求韩复榘必须去，韩复榘最终还是去了。

会上，蒋介石当面追问，他没有开一枪，从黄河北岸不断后退，放弃济南和泰安，这个责任到底由谁承担。韩复榘当场顶了回去，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

现场一下安静下来。

这句话确实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南京失守的责任不可能由一个人承担，韩复榘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可在那样的场合，当众把责任反推回去，等于拒绝承认自己最核心的错误，也让双方再没有留下多少转圜余地。

散会后，刘峙拉着韩复榘的手，说带他去办公室休息，随后把他引到院子里一辆小汽车旁。韩复榘刚坐进去，前座两个人便亮出逮捕令。

之后，他被押往武昌，接受高等军法会审，何应钦担任审判长。指控内容不只有不遵命令、擅自撤退，还包括借势勒派烟土、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等十余项罪名。

庭审进行了多次，韩复榘几乎没有回应这些指控。

韩复榘死后不到半年，他花了十年时间攒下的军队便被拆散，昔日的地方势力迅速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