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今年7月，四川作家罗伟章凭借中篇小说《屋檐》摘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10月，2026天府书展期间，他推出的长篇小说《四千里》备受瞩目，这部作品以“动物西迁”为小切口，书写个体悲欢和家国命运，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嘉宾合影
10月29日下午，在北京举行的《四千里》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该作品“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沉默的普通人，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命运中书写全民族抗战的精神史诗，是人民史观在文学创作中的生动体现，是中国抗战文学书写的一次突破与跃升。”
十多部长篇小说如同一块块拼图
《四千里》以肖小玲回乡祭祖时发现的一块无名烈士墓碑为引子，讲述了抗战时期，为给国家留下未来畜牧业发展的火种，以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场长王酉亭为首的八名教职工，带着一千余只珍贵的进口动物从南京出发，长途跋涉、历经艰险，跨越五省、行程四千里，最终抵达重庆的故事。
《四千里》
当天的研讨会，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主持，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郭义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文艺报》原总编辑梁鸿鹰，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陈东捷，《文艺报》总编辑刘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大先等众多专家，围绕《四千里》展开探讨。
邱华栋
与罗伟章相识已有三十年的邱华栋认为，罗伟章二十年来出版的十多部长篇如同一块块拼图，拼出了巴蜀大地文化、历史、人文、心灵的总体景观。而《四千里》这部作品的种子早在十多年前罗伟章创作《太阳底下》、查阅重庆大轰炸史料时就已埋下。
“作品的空间历程雄阔、艰难，呈现了中华民族精神里的坚韧和不屈；题材精巧，人物丰满，故事惊险精妙，语言带有独特的巴蜀味道，可以说是一部杰作。”在邱华栋看来，《四千里》的出版是一种“跃升”，“跃升”不是跳到另外一个地方，而是在同一个方向上终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郭义强点赞，这部作品结构设计精心，内容厚重，文字干净，富于哲理，在抗战题材创作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他还建议推动作品翻译成日文等外文出版，以飨海外读者。刘大先认为，罗伟章寻找被湮没的历史，实际上是在打捞文学，大的历史节点在小说中只是背景，“这部小说写的是在历史中行走的人，在路上行走的人就是历史本身”。
为抗战文学开辟全新的写作视角
在孟繁华眼里，罗伟章是一位有宏大文学抱负的作家，他的乡土中国系列作品构成了一幅相对完整的当代乡土叙事图景。《四千里》以独具慧眼的发现，书写了抗战中一个惊心动魄又鲜为人知的事件，“小说用真实感人的细节、平凡普通的人物，书写了一段四千里山河跋涉的后方史诗，以个人命运和民族大义相互交融，为抗战文学开辟了全新的写作视角”。
白烨坦言，以罗伟章已有的成就，本不必再去冒险，而《四千里》恰是一部“冒险之作”，“他化一则旧闻为一部小说，背后有他的功力、眼力，还有情怀”。白烨认为，作品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题材本身无可替代、不可或缺，“这段历史在全国性的抗战史上几乎没有记载，他把它写出来，就拓展了举国抗战的图景，丰富了全民抗战的内容。”最令他感动的是书中人物——队员们在迁徙中从“完成工作”变成“参与战斗”。抵达重庆最后点名时，王酉亭一个个点名，包括已经牺牲的伙伴也不漏过，不在场的牺牲者由同伴代为答“到”，场景尤为动人。
潘凯雄指出，抗战时期写文物西迁、学者西迁的作品不少，但就他所读过的文学作品而言，书写“动物西迁”的，这是唯一一部。“人少、动物多，人和动物之间的巨大反差，恰恰见出这次西迁的艰难和不易。一千多头动物都是活生生的个体生命，骨子里是民族意志不屈的象征。看上去写的是动物，实际上仍以人为中心，写的是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历史。”潘凯雄还谈到，小说呈现在面上特别质朴，背后蕴藏的东西却非常丰富，“我们好多抗战小说是比较类型化的，这部是高度个性化的，在中国抗战题材小说里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
遇到好作品就像金丝雀降临肩头
张莉
张莉认为，罗伟章是“知道小说在哪儿的人”，也是一位深知如何把小说写好的人，他有一颗“小说之心”。“‘动物西迁’为我们打开了抗战岁月中中国人精神面貌的一个新面向。作家在思考战争年代什么是生命的伦理、什么是文明的伦理：难民与动物相遇时如何相处，人在极端困境下如何理解文明。这是一种高维叙事，也是深具洞察力的叙事。”
韩敬群
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之一，韩敬群借用纪德的比喻说，遇到好作品的时刻，就像一只金丝雀翩然降临肩头。他回忆，看完书稿最后一页，不到五分钟便忍不住给罗伟章打电话祝贺，“作为责任编辑，这种阅稿之后的自然反应就是最好的评论与肯定”。他表示，《四千里》是一部“自己等了好久终于等到的书”，是中国抗战文学的突破与跃升。对于专家们提出的细节意见，出版社将认真核实、精心打磨，并积极推动作品译介出版。
（出版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