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26日，斯大林去世第21天，苏联国防部命令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立即退出现役，理由是道德败坏、酗酒闹事。4月28日，瓦西里被逮捕入狱，理由是在饭店打架斗殴，随后判刑8年。
瓦西里被塞进囚车的时候还在骂，骂那些押他的人，骂那些签命令的人，骂那些他曾经叫叔叔伯伯的人。他脸上有血，鼻子歪到一边，那是刚才在饭店里跟人动手留下的。他其实没喝多少，就两杯伏特加，可那两个人故意撞他，故意把酒泼在他制服上，嘴里说着“空军中将了不起啊”。他忍了，他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父亲没了，那些围在父亲身边的人正忙着分东西，他不想惹事。可那两个人没完，其中一个凑到他耳边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让他直接掀了桌子。那句话是：“你爹死了，你什么都不是。”
审讯他的时候，那些人连正眼都不看他。问话的是一个上校，以前在他父亲办公室外面站岗，见了他就立正敬礼，喊“瓦西里同志”。现在这个上校翘着腿，翻着文件，说：“瓦西里·约瑟福维奇，你在公共场合打架斗殴，影响恶劣，你承认不承认？”瓦西里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笑了，说：“你以前给我擦过皮鞋。”上校脸一下子白了，拍桌子站起来，吼着让他老实点。瓦西里说：“我老实，我一直老实。我就是想知道，我爹要是还在，你们谁敢这么跟我说话？”上校不接这个话，低头在纸上写了几笔，然后念了一串罪名，什么“道德败坏”“酗酒滋事”“滥用职权”，最后加了一条“反苏言论”。瓦西里听到最后一条，不笑了。
判了8年，送到弗拉基米尔监狱。那地方冷，冬天墙上结霜，夏天闷得像蒸笼。瓦西里被关在一间小号子里，隔壁是个乌克兰老头，以前是教师，因为说了句“集体农庄搞得太急”被抓进来。老头问他犯了什么事，瓦西里说：“我爹死了。”老头没再问。
头几个月，瓦西里还想着有人会来捞他。他给外面写信，给以前那些跟他一起喝酒的将军写，给父亲的老部下写。信写了几十封，一封回音都没有。后来他不再写了，他开始喝酒，监狱里没酒，他就拿面包发酵，偷着酿。被发现了就挨打，打完了他接着酿。他嗓子坏了，说话声音变得又哑又粗，走路也晃，像随时要倒。可他不倒，他硬撑着，他跟自己说，不能死在这，得活着出去看看那些人什么下场。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那个秘密报告。消息传到监狱里，瓦西里听说了，坐在床板上半天没动。然后他笑了，笑得整个号子都听得见。他对着铁门喊：“你们看见了吧？看见了吧！我爹是被他们弄死的！现在他们自己咬自己了！”狱警冲进来揍他，他一边挨揍一边笑，笑得嘴角流血还在笑。
从那以后，瓦西里变了。他不闹了，不酿酒了，开始老老实实干活。他在监狱工厂里做钳工，手艺还行，做的零件合格率高。有人问他怎么不折腾了，他说：“我得出去，我得好好活着，我得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倒。”他干活卖力，身体反而比刚进来的时候好了些，脸上有了肉，走路也稳了。
1960年，他被提前释放。出来那天，他站在监狱门口，太阳照得他睁不开眼。他瘦了，头发白了一半，背有点驼，可眼睛亮得吓人。他回莫斯科，发现自己的房子没了，财产没了，连姓都被改了——官方文件里叫他“朱加什维利”，把他父亲的姓都剥夺了。他去投靠以前的熟人，没人敢开门。他去找妹妹斯维特兰娜，妹妹见了他就哭，说帮不了他。他站在妹妹家门口，抽了根烟，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说：“没事，我早想到了。”
他去了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他父亲的故乡。那里有人认出了他，一个老农把他拉进屋子，给他倒酒，说：“你爹是好人，为我们做过事。”瓦西里喝了那杯酒，这是他出狱后喝的第一杯，喝完了他说：“我爹是好人，可不是好父亲。”老农不懂，瓦西里也没解释。
他在第比利斯住了下来，租了间小房子，靠给人修收音机过日子。他的手艺好，生意还行，能吃饱。他不再提父亲，不再提莫斯科，不再提那些将军和元帅。可有人不放过他。1961年，他又被抓了，罪名是“非法经营”和“散布反苏言论”。这次判了5年，流放到喀山。他知道，这是赫鲁晓夫的意思，那个人怕他，怕他这张嘴，怕他活着。
喀山那地方冷，冬天零下三十度。瓦西里被安排在一个集体农庄里干活，住的是土坯房，四面漏风。他身体彻底垮了，咳嗽，发烧，没人管。1962年3月，他死在农庄的卫生所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死的时候41岁，离他父亲死正好9年。
他死之前，跟卫生所一个护士说过一句话。护士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他想了想，说：“告诉我妹妹，我没求过他们，一次都没有。”护士没听懂，瓦西里也没再说。他闭上眼，窗外是喀山灰蒙蒙的天，跟莫斯科的天一样，跟第比利斯的天一样，跟所有苏联的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