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曾国藩施展毒计，除掉了死对头两江总督何桂清。何桂清死前，这才发现低估了这个“曾剃头”。
何桂清坐在囚车上，双手被铁链拴着。车子颠簸在进京的官道上，他透过栏杆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忽然笑了：“曾涤生啊曾涤生，你以为一本暗册就能扳倒我？”
他不知道，曾国藩此刻正站在安庆大营的沙盘前，听着亲兵的禀报。
“大人，暗册已送至刑部。何桂清在囚车上，还在说风凉话。”
曾国藩的手指划过沙盘上的常州，停在那片焦黑的标记上。两年前那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他从安庆城头都能望见南边的红光。探马报来的数字他记得很清楚：烧毁民居两万七千余间，死者逾十万。
幕僚低声问：“大人，何桂清在朝中的关系……”
曾国藩摆摆手。他转身从铁匣里取出另一本册子，封面空白，里面却密密麻麻记着另一串名字——那些收过何桂清银子、替他递过话、保过他官位的人。册子最后一页，是新任刑部侍郎的履历，那人是曾国藩的门生，三日前刚接到调令。
“北京有消息吗？”曾国藩问。
“恭亲王收了册子，什么也没说，只让您‘相机行事’。”
曾国藩合上册子。他知道这四个字的分量。
何桂清被押进刑部大牢时，还指望有人来探监。牢头给他送了饭，他瞥了一眼：“这种猪食，也配给我吃？”牢头没吭声，退出去锁了门。
一连三天，没人来看他。第四天夜里，牢门开了，进来的不是旧友，而是刑部主事。那人把暗册翻开，摊在潮湿的地上：“何大人，您画的押，还认得吗？”
烛火下，那些泛黄的账目格外清晰。咸丰八年三月十八，收盐商许某银两八千；同年九月，虚报兵勇三百人名额，吞饷一万两千两……一笔一笔，连当时经手的小吏名字都在上头。
何桂清的汗顺着鬓角流下来。他抬头盯着主事：“我要见曾国藩。”
“曾大人不会来。”主事收起册子，“他让我问您一句话：常州城外那条护城河，漂起来的尸首，您还记得有多少具吗？”
何桂清瘫坐在草堆上。
第二天过堂，主审官没给他开口的机会。证人一个接一个上来：常州逃出来的老秀才，脸上还留着烧伤的疤；被烧光家产的布商，捧着地契的灰烬；阵亡兵卒的遗孀，抱着三岁的孩子跪在堂下哭。
何桂清起初还辩驳，说焚城是为了阻敌，说贪饷是为了打点上下。可当那个布商抖开一幅血书——那是十几个幸存者咬破手指写的联名状——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嘴唇在动。
判词下来时，何桂清愣了很久。斩立决，秋后执行。
他猛然站起来，朝堂上喊：“我不服！我要上折子！我要见太后！”
衙役按住他。主审官敲了下惊堂木：“何桂清，你的折子出不了刑部大门。至于太后……”他顿了顿，“太后已经批了‘可’字。”
何桂清被拖出大堂时，外面下起了细雨。他看见廊下站着个戴斗笠的人，身形很像曾国藩的一个亲信。他想喊，嗓子却像被什么堵住了。
行刑前夜，狱卒送来一碗酒、一盘肉。何桂清盯着酒碗看了半晌，忽然问：“曾国藩在哪儿？”
狱卒摇头。
何桂清端起碗一饮而尽，摔了碗，大笑：“好，好！我何桂清玩了一辈子权术，最后输给了真刀真枪的账本！”他笑出了眼泪，“曾剃头……你够狠，够绝！”
第二天菜市口，围观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何桂清跪在刑台上，目光扫过人群，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刽子手举刀时，他闭上眼，最后念叨了一句什么，声音太轻，没人听见。
刀落下的同一时辰，曾国藩在安庆大营擂鼓聚将。众将到齐后，他什么也没说，只让亲兵抬上来一个木箱。
箱子打开，里面是那本暗册的灰烬。
曾国藩抓起一把灰，让它从指缝间慢慢漏下去：“何桂清已伏法。从今日起，湘军将领，凡弃城者、贪饷者、害民者——”他停顿片刻，灰烬随风飘散，“这就是下场。”
帐内静得能听见火盆里炭火的噼啪声。众将低头，无人敢言。
曾国藩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按在南京的位置：“下一个，该金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