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晚清官员在德国发现了一件国宝，明知索要无望，便通过交涉将上面的文字拓印了下来，如今已经是世界上仅存的孤本！
他把那份薄薄的纸卷夹进内衬衣袋，手指压在胸前，感觉到纸张微弱的脆响。同行的同僚还在笑话他为一堆“石头字”折腾，他却默默回了寓所。
第二天，他向考察团告了假。他知道博物馆只给了这一次机会，而手中的拓本还不完整——石头的右下角因为裂缝太深，馆员坚决不让动纸墨。他心里盘算着，能不能用别的东西换那最后三行。
他想起了随身带的另一件东西：一方明代小端砚，是离京时老友所赠。这东西在德国人眼里或许只是块黑石头，但对中国文人，它值钱。
他又去了博物馆，没找负责人，直接找了昨天那个年轻的馆员。他把砚台从布包里拿出来，没说话，只放在桌上。馆员看了半天，摇了摇头。
官员把砚台推过去，用德语慢慢说：“这不是钱。这是个写字的石头，和你们那块刻字的石头，本来是一对。”他指着砚台侧面的铭文，“这个人，和刻你们那块碑的人，是同一个朝代的朋友。”
馆员将信将疑，拿着砚台去找负责人。半小时后，负责人来了，这次脸色稍缓。他说可以破例再给一次机会，但只能在裂缝边缘用最轻的手法补拓，而且拓完这方砚台要留下。
官员点了头。
他再次站在那方石刻前。这次馆方给的纸更薄，墨几乎只是灰粉。他用掌心最平的部位按纸，另一只手捏着软扑，像拂尘一样轻轻扫过。

第一下，裂缝边的石屑果然簌簌落了几粒。馆员在旁边屏着呼吸。官员停住手，换了角度，只拓字口最上端的浅痕。
就这样一点一点挪，一个时辰后，右下角的三行字终于显现在纸上——虽然淡得像烟迹，但笔画是连贯的。他小心翼翼揭下来，和昨天那四张拼在一起，对着光看：全文完整了。
他把砚台留在桌上，夹着五张纸离开。走出博物馆时，柏林正下小雨。他把纸卷贴肉藏在怀里，用外套严严实实裹住。
回到京城后，他将拓本送去琉璃厂一家老裱画铺。师傅按他的指示，用极薄的绵纸拼接，接缝处不压死，留着肉眼可见的拼痕。他说：“就让这些缝留着。哪天石头真没了，后人至少知道这些字是怎么一块块捡回来的。”
他没等到石头消失的那天。六年后他病故，子孙分家时，这卷裱好的拓本被当作“旧纸”塞进书箱，卖了二十块银元。
买走它的是个山西古董商，他认出这是孤本，一直藏着。三十年后，战乱中古董商全家南迁，行李太多，他咬了咬牙，把这卷拓本和其他几件重器存在天津英租界的银行保险柜里。
一九四九年后，银行清理旧库，这批无主之物按程序移交给了新成立的文物单位。经办人打开油布包裹时，发现了里面那张字条，是当年官员亲笔写的几行小字：“此石在德，恐不复见。拓虽五纸，文乃全璧。后有见者，当知字归中土，已尽其命。”
如今，这卷拓本静静地躺在图书馆恒温库房。那方原石确实再没出现过——它所在的博物馆在二战轰炸中损毁严重，部分藏品下落不明。学者们后来对比所有已知资料，确认全世界留存这方石刻文字的，唯有这一套拼缀而成的拓本。
纸上的五处接缝，在灯光下像五道浅浅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