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的价值，根本就不是“好不好看”能概括的。
你翻遍中国两千多年的戏曲史，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事实：
从元杂剧到京剧，唱了几百年的主角，几乎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苏三、项羽、杜丽娘，哪一个不是出身上层，背后靠着官宦门第？梅兰芳那一代名角，唱的是才子佳人，演的是帝王将相。戏台子上流光溢彩，可台下种地的、打铁的、撑船的，看了一辈子戏，也没在台上见过自己。偶尔需要个跑腿的、挨打的、插科打诨的，才轮到庄稼汉上去露个脸，扮的还是丑角，台词没几句，站的位置也是边边角角。往前翻两千年，戏曲舞台的正中间，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

这个局面，到1966年底开始松动。那一年提出了革命现代样板戏的概念，随后出来的《红灯记》《海港》《智取威虎山》这些戏，主角清一色换了人。李玉和是铁路上的扳道工，江水英是农村的支部书记，杨子荣是穿林海跨雪原的侦察排长。工人、农民、战士，头一回不是配角，不是背景，而是整出戏的顶梁柱。占人口九成以上的劳动者，从台下的看客变成了台上的主人。

这件事的分量，很多人到今天还没掂量清楚。

样板戏当然被当作宣传工具用过，这一点不必回避。但如果只看到这一层，就漏掉了它另一层意思。苏联当年也讲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可高雅艺术那套东西，芭蕾、歌剧、交响乐，转来转去还是围着上层精英转，工人农民进了剧场也是坐在后排看别人的故事。劳动人民在经济上翻了身，在文化上却没有真正拿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个教训摆在那里，很说明问题。

再往前追，1942年延安那次文艺界的座谈，就提出过一个方向：文化上也要翻身。光有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翻身还不够，还得有文化上的话语权跟上。不然的话，公权力名义上属于人民，可文化这块阵地还是攥在少数人手里。有些国家走的路子，是让老百姓也能享受文艺，听听看看，图个乐呵。样板戏想干的是另一件事，不是让人民享受文艺，而是让人民拥有文艺。

核心就一个字：归谁。

工农兵登上舞台正中央，要表达的是一层很直白的意思——劳动者本来就该站在核心位置上。过去戏台上核心是谁？是才子佳人，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谈情说爱，帝王将相争权夺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种田人、做工的人，只能在角落里站着。这不合理。艺术家过去是替权贵写戏，笔头子朝着上面；样板戏让艺术家掉过头来，替普通人发声。戏曲从少数人手里的玩物，变成属于大众的东西。这是一次文化所有权的转移。

现在的年轻人看样板戏，多半觉得是老掉牙的东西，唱腔硬，人物直，离自己的生活远。这种感受可以理解。但要是把眼光放长一点，农民第一次当上主角这件事，不是小事。从背景板变成台柱子，从没人写到有人写，这一步跨出去，意义不在于某一出戏好不好看，而在于它回答了一个问题：文艺到底为谁服务。

评价样板戏，绕不开这个角度。它是不是宣传，是一回事；它让谁站到了中间，是另一回事。看懂了后面这一层，才算看懂了它真正的分量。
样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