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竺可桢考上中学，和胡适是同学，有一天，胡适当众挖苦竺可桢，“小矮子，我看你活不过20岁。”没想到，竺可桢22岁又遇到胡适，胡适还嘴硬，“你活不过60岁，你要是活过60岁，我在你寿宴上给你磕三个响头。”
 
1910年，驶往美国的“中国皇后号”邮轮上，两个年轻的留学生正凑在一块儿打赌，20岁的胡适指着对面的竺可桢，嘴硬得很：“就算你活过了20岁，也绝对熬不到60花甲，”竺可桢也不生气，笑着反问：“我要是真活过了60岁你怎么说？”

胡适一拍胸脯：“我当着所有亲友的面，给你磕三个响头，要是你比我还长寿，随便你踢我屁股一脚，”两人说完哈哈大笑，可谁也没把这句玩笑话真的放下，尤其是竺可桢，他这辈子的要强，就是从被胡适说“短命”开始的。

时间倒退回5年前的上海澄衷学堂，那时候的竺可桢刚遭遇家道中落，父亲生意破产，他从富家少爷一下子成了靠老师资助才能读书的穷学生，他憋着一股劲苦读，走路吃饭都捧着书，可代价也很明显：本来身体底子就弱，再加上营养跟不上，个子比同龄人矮一头风一吹都晃悠。

有一次竺可桢正低头背书，被高个子的胡适拦了下来，胡适当着一众同学的面，拿手比着自己的胸口打趣：“小矮子，你这身子骨，我看活不过20岁，”周围哄堂大笑，竺可桢却没吵架，他盯着胡适看了几秒，只说了一句“咱们走着瞧”，转头就走了。

很多人以为竺可桢是争一口气，其实他心里想的是另一回事：国家已经风雨飘摇，自己要是连副好身板都没有，将来拿什么报国，那天晚上他连夜列了一张锻炼计划表，天不亮就起床跑步，睡前必做俯卧撑，刮风下雨都没断过。

整整坚持三年，原本弱不禁风的书生，愣是练出了结实的体魄，后来竺可桢考上唐山路矿学堂，又拿下庚款留学名额，靠的不光是脑子，还有这副练出来的“报国本钱”。

到了美国，竺可桢没像很多人那样选热门的工科、法律，偏偏挑了冷门的气象学，旁人不理解，学这个有什么用，竺可桢心里门儿清：当时中国连个正经的本土测候所都没有，全国天气预报全由外国人发布。

更可怕的是，日本人早就偷偷测绘遍了中国的气象地理数据，这哪里是研究气候，根本是在为侵略铺路，气象权就是看不见的国防主权，竺可桢要做的，就是给中国装上自己的“天眼”。

竺可桢在哈佛苦读8年拿下博士学位，毕业当天就启程回国，从建第一个测候所开始，办训练班、带学生、跑遍全国选址，硬生生从零搭起了中国自己的气象体系，只用了10年中国就第一次独立发布了属于自己的天气预报。

这背后的分量没几个人能全懂：以前发洪水、闹旱灾，咱们连个准确预判都做不了；从那天起中国人终于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天时了。

就在气象事业走上正轨的时候，竺可桢接到了一个烫手的邀请：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他本来一百个不愿意，自己是搞科研的性子，不爱应酬官场，前前后后请辞了40次，可老朋友们一句话点醒了他：“浙江需要一所好大学，浙大等了你40年，”想到家乡的养育之恩，竺可桢还是接下了担子。

一到学校竺可桢就傻了眼：教学楼是漏雨的危房，图书馆藏书才六万册，还不到清华的六分之一；教授们走的走、散的散，眼看就要办不下去了，竺可桢没抱怨，只说了一句话：“往日浙江育我，余生我育浙江。”

竺可桢深知大学的根在大师，转头就开始“抢人才”，为了借物理学家胡刚复，他堵在上海交大校长办公室不走，人家本来只肯借两个月，结果一借就是13年；为了请国学大师马一浮，他五次登门，哪怕被挖苦也不生气，后来抗战爆发，他专门派人驱车五百里去接，还特意为他设了专属的国学讲座，就这样浙大从一个没人看好的学校，愣是办成了享誉世界的“东方剑桥”。

抗战的炮火打碎了校园的平静，看着天上天天盘旋的敌机，竺可桢做了一个决定：全校西迁，有人说这是逃跑，可他心里清楚：仗可以暂时输，文脉不能断，日本人炸的不光是房子，更是要亡中国的文化、灭中国的根。

竺可桢带着全校一千多名师生，扛着图书仪器，四次西迁，走了大半个中国，没地方上课就借庙宇祠堂，没粮食就自己开荒种菜，哪怕头顶上飞机在炸，课也一天没停过。

就在第三次迁校最忙的时候，家里发来了急电：儿子和妻子先后染上疟疾，生命垂危，竺可桢攥着电报手都在抖，一边是结发妻子和亲生儿子，一边是几千师生的身家性命，他咬了咬牙先把迁校的事安排妥当才往家赶。

可还是晚了，等竺可桢踏进家门14岁的儿子已经没了；没过几天妻子也撒手人寰，半个月里妻离子散，他把悲痛死死埋在心里，办完后事立刻赶回学校，西迁的路还没走完。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依然扑在气象事业上，成了中国当之无愧的“问天第一人”，1974年2月7日，84岁的竺可桢在北京病逝，去世前一天他还撑着病体，颤抖着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晴转多云，最低-7℃，最高-1℃，东风1~2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