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被议员追问时,冲着“敌国条款“撂下了硬话——她说任何国家都没资格援用这条款,还要采取具体行动推进删除该条款。
高市早苗10月7日在日本众议院强硬表态,宣称各国已无援引联合国“敌国条款”的空间,还要继续推动删除;21年前日本拉拢四国集团争取安理会席位未果,如今再次挑战战后规则,能否跨过国际分歧这道关?
2005年,日本曾经以为,联合国改革会成为自己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突破口。当年,日本拉上德国、印度和巴西,准备推动安理会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四国联手,阵容不小,日本也投入了大量外交资源。可等到真正讨论方案时,各国立场迅速分化,改革没有取得日本期待的成果。21年之后,高市早苗再次把联合国规则摆上桌面,这段历史值得重新翻出来看。
当年最让日本尴尬的,不是完全没人支持,而是支持者之间也有分歧。美国公开支持日本争取常任理事国席位,却不赞成四国集团提出的整体方案。韩国则直接反对增加常任席位。日本希望依靠国际合作扩大话语权,结果发现,原则性赞同与具体行动之间隔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这种外交困境,今天依旧值得高市政府认真面对。
2005年7月11日,四国集团向联合国大会推动改革方案,计划把安理会成员从15个增加至25个,新增6个常任席位和4个非常任席位。到了7月26日,以加拿大等国为代表的“团结谋共识”集团提出竞争方案,主张增加非常任席位而不是扩大常任席位。多套改革方案互相竞争,最终未能形成足以推动修宪的共同立场,这段经历恰恰说明,联合国改革绝不是单靠政治声势就能推进的事情。
把这段历史与2026年10月7日联系起来看,高市早苗遇到的是另一道国际规则难题。据共同社报道,她在日本国会众议院接受代表质询时宣称,任何国家都已经没有援用《联合国宪章》旧敌国条款的余地,并表示会继续向有关国家开展工作,争取删除相关文字。这次答辩的关键,不只是日本又一次提出删除要求,而是高市试图把日本政府自己的法律判断摆到国际讨论的前台。
问题来了,日本首相认为某项条款不再具有现实适用空间,就能代表联合国作出解释吗?当然不能。旧敌国条款的历史功能、今天如何理解相关规定,以及是否应当正式修改宪章,属于彼此联系却并不相同的问题。日本可以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见,但不能将一国政府的立场直接等同于国际社会的共同结论,更不能借此否定其他国家表达关切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9月22日,高市早苗已经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删除有关条款的要求。她当时着重强调,日本长期作为联合国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希望联合国正视时代变化。到了10月7日,她进一步宣称有关条款已没有被援用的余地。两次讲话关注点有所变化,从要求修改文字,转向强调日本对条款现实意义的解释,说明双方争论已经进入更加具体的法律和外交层面。
为什么这件事在亚洲引起强烈关注?因为涉及的不是一段普通的历史文字,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国际秩序。《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包含与旧敌国有关的规定,各自适用范围并不相同。不能把它们简单理解成今天任何国家都能随意对日本动武的许可,但也不能无视它们产生的历史条件,更不能轻易抹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确立的基本原则。
9月2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行使答辩权,明确反对日方删除要求。中方特别强调,相比日本政府如何描述自己,国际社会更应该关注日本实际做了什么。这个回应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坚持和平发展,不能只看它在国际会议上如何表态,还要看它的安全政策、历史认识和对周边国家的实际行动。
而且,反对声音并不只有中国。9月28日的联合国交锋中,朝鲜代表也反对日本删除旧敌国条款的主张。日本方面则援引此前联合国有关改革文件,为自己的要求寻找依据。不同国家从历史经历、法律解释和现实安全出发,得出了不同结论。这表明,日本即使能够围绕条文形成外交讨论,也不能直接认定亚洲邻国已经接受它提出的全部理由。
2005年的另一个细节更值得高市研究。当时美国愿意支持日本争取常任理事国席位,但对于如何扩大安理会、是否增加其他国家席位,仍然有自己的考虑。也就是说,就算是关系密切的盟友,也未必愿意为了日本的具体诉求接受一揽子改革。今天的旧敌国条款争议同样如此,日本必须逐一面对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不能把合作关系当成无条件支持。
对中国来说,接下来最需要关注的还不只是联合国会议上的唇枪舌剑。日本围绕防卫预算、远程打击能力、武器出口以及军事部署持续调整政策。如果有关历史条款的争议进一步被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用来论证军事政策松绑,就会使外交和安全议题彼此叠加。真正需要防范的,是这些议题相互推动之后,周边地区的安全互信继续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