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汤恩伯登船逃往台湾，妻儿一个不落全带上，唯独把伺候了汤家二十多年的发妻马阿谦像扔垃圾一样丢在码头。51岁的她没哭也没闹，转身找到新政府，只提了一个要求。

马阿谦站在十六铺码头的人堆里，看着那艘船越缩越小，最后只剩个烟囱尖儿在灰蒙蒙的天边晃了一下就没了。码头上乱成一锅粥，行李箱子翻倒在泥地里，有人蹲在地上嚎，有人追着船跑了几步又停下来。她没动。脚底下是湿漉漉的石板，裙摆被踩得全是泥点子，她就那么站着，直到身边的人都散得差不多了，才把手里攥着的那条帕子叠好塞进袖口。

说起来这二十多年，马阿谦在汤家就是个影子。汤恩伯在外头当他的将军，娶他的姨太太，她在老家替他伺候爹娘，逢年过节连句热乎话都捞不着。后来汤恩伯官越做越大，把她接到上海，也不过是扔在后院一间偏房里，饭有人送，衣裳有人洗，就是没人跟她说话。汤恩伯跟别人介绍她的时候，嘴皮子一碰：“家里那个。”连名字都懒得提。

她心里门儿清。这个男人从根子上就看不上她，嫌她没文化，嫌她不会应酬，嫌她带出去丢面子。可爹娘是他汤家的爹娘，坟是他汤家的坟，这二十多年她像个长工一样熬过来，没功劳也有苦劳。船票紧张，姨太太和孩子们先上，她理解。可船要开了，汤恩伯站在甲板上往下扫了一眼，眼神从她身上滑过去，跟看码头上一个搬行李的苦力没什么两样。那一瞬间她就明白了，这不是票不够，是人家压根没打算带她。

码头上的风灌进领口，凉飕飕的。她搓了搓手，没有往江边多走一步。哭给谁看呢？闹给谁看呢？船已经成了个黑点，江面上只剩汽笛的余音，像什么东西被硬生生扯断了。

她转身往城里走，步子不快不慢。路上有人问她男人呢，她笑了笑说走了。那人又问那你咋办，她说找政府去。

这话搁在几个月前，她想都不敢想。可世道变了，街上的解放军睡在马路边，不敲门不进屋，买根针都客客气气。她听巷口卖馄饨的老刘说过，新政府有个地方专门管离婚的事，女人也能提。老刘还说，他侄女的男人跑了，政府帮着把房子要回来了。

马阿谦找到区政府的时候，天快擦黑了。接待她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干部，戴着眼镜，说话不急不躁，问她有什么困难。她坐下来，手放在膝盖上，指节粗粗的，全是这些年做饭洗衣磨出来的茧。

她说，我男人跑了，去台湾了。我来跟政府说一声，我要离婚。

年轻干部愣了一下，问她男人叫什么。她说汤恩伯。

屋里安静了几秒。那干部推了推眼镜，拿笔在本子上记了一笔，又问她想不想提什么条件，比如财产、房子、赡养费。

马阿谦摇了摇头。她说我啥也不要他的。我就一个要求，离了以后，别再把我的名字跟他拴在一块儿。他做他的国民党大官，我做我的老百姓。从今往后，他姓汤的跟我马阿谦没半点关系。

这话说得平平静静，年轻干部却半天没落笔。他大概见过不少哭天抹泪来告状的，没见过这么干脆的。一个被扔在码头的女人，开口头一件事，不是要钱，不是要房，是要把自己的名字从那个男人身上摘下来。

后来的事办得很快。离婚证下来那天，马阿谦揣着那张纸回到住处，把汤家留给她的一只旧箱子翻出来，里头有几件换洗衣裳，一对银镯子，还有一张早年间跟汤恩伯的合影。照片上她二十出头，梳着髻，站在汤恩伯旁边像个丫鬟。她把照片抽出来，没撕，搁在桌上压了几天，最后扔进了灶膛里。

火苗舔上去的时候，照片上的脸先卷了边，然后整个儿黑下去，成了一片灰。

有人说汤恩伯在台湾后来过得很惨，胃病犯了疼得满床滚，去日本开刀死在了手术台上。马阿谦听人说起这事，正在院子里晾衣裳。她手没停，把一件蓝布褂子抖开搭上竹竿，说了一句：跟我没关系了。

晾完衣裳她进屋烧水，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挺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