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什么坚持定都南京？
他把电报轻轻搁在桌上，转身看向窗外。初春的南京城，秦淮河的水汽漫过城墙，远处紫金山在薄雾里只露出一个青灰色的轮廓。这不是他最满意的都城，但此刻，却是一着非走不可的棋。
几天前，清帝退位的诏书已发。依照南北议和的约定，他这位临时大总统该让位给袁世凯了。让，可以。但怎么让，是大问题。
秘书递过来一份刚拟好的《临时约法》草案，他翻到关于临时政府地点的那一页，手指点了点“南京”两个字。“袁慰亭答应来南京就职的电文，发出去了吗？”
“发出去了。”秘书顿了顿，“但北方来的消息说，袁公近日‘足疾’复发，行动不便，南下恐怕需要些时日。”
孙中山笑了笑，没接话。什么足疾，无非是拖延罢了。他走到地图前，目光从北京慢慢移到南京。袁世凯在北京经营了二十年，从练兵到掌权，那里的每一块砖都认得他。若让他留在老巢就任，新生的民国恐怕立刻就会改姓。南京则不同，这里是革命军最早光复的都会，从都督府到街头商贩，眼睛都还看着同盟会。
“派迎宾专使去北京，”他转身吩咐，“礼数要足，姿态要软，但话要说硬：民国政府既定都南京，大总统自然应在南京宣誓就职。这是法理，也是诚意。”
专使团北上那天，他去了一趟紫金山。在山腰一处平台，他领着几位部长祭奠了明太祖。宣读祭文时，风把纸页吹得哗哗响。“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朱元璋的誓言穿越五百多年，落在他耳中。他抬头望了望北方的天空。敌人不同，信念一致。定都于此，便是向天下宣告：这不再是爱新觉罗的江山，也不是袁世凯的私产，而是汉人光复的起点。
但专使团在北京遇到了麻烦。袁世凯招待得极其周到，宴会一场接一场，关于南下日程的会谈却始终没有实际进展。消息传回南京时，孙中山正在签署一份军队整编令。他听完报告，只问了一句：“他还是拿‘北方局势不稳，需坐镇安抚’当借口？”
“是。”秘书答道，“还说各国公使驻地都在北京，骤然南下，外交或有不便。”
理由都很体面，体面得让人无法强硬反驳。孙中山知道，袁世凯是在等，等南方的耐心耗尽，等一个“迫于形势，只能在北京就职”的台阶。
他决定再推一把。以临时参议院的名义，他正式致电袁世凯，除重申法理外，另附了一条：若袁公确因公务暂难离京，可先派一位心腹大员来南京，代为接收总统印信并暂行副署政务，待北方安定后再行南来。电文写得委婉，意思却明白：你不来，印信和权力也带不走。
这一招，触到了袁世凯的神经。权力，尤其是刚刚到手的、名正言顺的大总统权力，他一天都不愿意假手他人。电文在北京总统府引发的震动，比孙中山预想的还大。
几天后，北方的态度开始微妙转变。不再提“不便南下”，转而商量起南行的路线、护卫和沿途招待事宜。虽然仍有各种细节需要“磋商”，但坚冰已然裂开了一道缝。
最终让这道缝变成缺口的，是一场谁也没预料到的兵变。二月底，北京突然发生曹锟所部第三镇的哗变，乱兵劫掠商铺，焚烧房屋，声称是因不满袁世凯即将离开。各国公使以保护侨民为名，纷纷调兵入京“维持秩序”，局势一时紧张。
消息传到南京，秘书急匆匆送来电报时，脸上已失了颜色：“先生，北方来电，说因兵变突发，外兵入城，袁公此刻离京，恐致中外不安，请求……请求就在北京先行就职，以定人心。”
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孙中山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院子里那面五色旗在风里舒卷。他忽然想起自己评价南京的那句话：“金陵犹不可宅。”守江有余，控制中原不足。他一度属意武昌，甚至更遥远的西安或伊犁，那是谋大局、控四方之地。但此刻，那些都太远了。眼下这局棋，南京就是最好的、也是唯一能落子的地方——不是为了宅，而是为了将那只北方的虎，调离它盘踞的山林。
兵变是真是假，外兵入城是巧合还是设计，他已无意深究。重要的是，袁世凯用这场乱子，堵死了自己南下的最后可能。而孙中山，也用一连串的催促和那份关于“代行权力”的电文，堵住了袁世凯完全掌控一切的后路。
他回到桌前，提笔起草回电。窗外，秦淮河的水声隐隐传来。这局棋，还没下完。他承认了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事实，但同时签署了那份经过激烈争论才最终定稿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份约法，将总统的权力框得明明白白，内阁对国会负责。它将被送往北京，成为袁世凯就职时必须宣誓遵守的根本大法。
几天后，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卸任。他走出总统府时，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上面登着就职典礼的消息。照片上的袁世凯穿着大礼服，表情严肃。文章旁边，是《临时约法》的要点摘要。
他把报纸折好，放进大衣口袋。抬头望去，紫金山的方向云开了一些，露出山脊的线条。他没能把袁世凯调到南京，但他把一部旨在束缚虎爪的约法，送去了北京。接下来的路，会更难走。但棋局既开，落子便无悔。他转身，朝码头的方向走去，那里有船等着载他北上，去开始他下一段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