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新四军电报科长叛变投敌。他把粟裕、谭震林的开会地点、行动路线，偷偷发给了日军。

1942年10月，江苏如东南坎镇，一处院落里开着重要会议。日军赶到时，院子已经空了，桌上没有文件，屋里也找不到一个人。

这场空扑，差一点就成了新四军抗战史上的一次重大损失。日军掌握了会议地点和将领返程路线，参会者几乎全在包围计划之中，转机却来自一名在伪军内部潜伏多年的地下党员。

那次会议由粟裕主持，谭震林代表华中局到会，叶飞、管文蔚、陈丕显、王必成、陶勇等高级干部也在场。会议要商量苏中反清乡部署，知道完整安排的人并不多。

当时日伪军推行清乡，常用封锁、搜查等办法压缩新四军活动空间，反清乡部署自然要严密保密。偏偏负责机要通信的电报科长已经叛变，会议时间、地点以及将领行动路线，都落进了日军手里。

日军驻南通师团长小林信男接到密报后，调来四个精锐大队和两个伪军师，准备在返程路上设伏。情报如此具体，参会人员还有机会脱身吗？

机会来自施亚夫。那时他是伪军中将师长，1929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受组织派遣打入汪伪内部。小林信男把他当成可靠部下，却不知道施亚夫一直在暗中为新四军传递情报。

施亚夫到会场时，小林信男临时离开，桌上的公文包没有收好，里面压着一份刚译出的密电。施亚夫借着整理作战笔记靠近桌边，只瞥了一眼，就看清了南坎会议的时间、地点和将领返程路线。

更要紧的是，电文写明情报来自新四军内部。施亚夫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敌情，而是队伍里出了内鬼，日军的包围计划也已经排好。

他没有当场声张，也没急着离开引人注意，而是把关键信息迅速记在一张小纸条上。随后，他把纸条塞进烟盒，交给楼下等候的警卫员，只说让对方去买包老炮台。

这名警卫员同样是地下党员。他接过烟盒，没有多问，转身把消息送了出去。一个看似寻常的跑腿动作，成了整场危机里的关键一环。施亚夫如果多停留一会儿，或者警卫员露出异常，后果会怎样？

粟裕收到纸条后，立即通知所有参会人员在十分钟内撤离，分三路转移，同时销毁文件，让电台停止工作。命令传下去，驻地悄悄行动起来。

小林信男带着日伪军连夜奔袭，天亮前赶到南坎时，院子里已经空无一人，连一张写过字的纸都没留下。施亚夫还在一旁装作不满，说情报恐怕不准，白跑了一趟。

小林信男认定线人此前从未失手，只怀疑消息在行动前走漏，没有想到泄密情报的人就站在自己身边。

人员脱险，不代表事情结束。新四军随即排查泄密渠道。能接触完整会议消息的人不多，调查范围很快缩到电报科长和另外两名文职人员。

粟裕没有马上抓人，而是放出消息，说原会议受干扰没能开完，两天后要换地点继续开，通知工作交给电报科负责。叛徒正为上次行动落空心慌，听说有机会补上功劳，果然再次进入电台室发报。

他还没发完，埋伏在外的保卫科战士就冲了进去，当场将人抓获。面对证据，电报科长交代了被策反和泄密的经过，后来依法受到处决。

这次事件也说明，掌握电台和文件的人一旦倒向敌方，秘密会议就可能变成陷阱。可情报工作并不只是守住一台电台，传递消息的人、接头方式和内部审查，同样决定能不能及时止损。

施亚夫发现危险后没有直接接触粟裕，而是通过警卫员送出纸条，正是这条简短的传递链，争取到了撤离时间。

危机之后，施亚夫仍在伪军内部活动。小林信男渐渐对他起疑，借部队整编削去他的兵权。到了1944年1月，施亚夫得知日军准备逮捕自己，随即带领三百多名官兵和全部轻重武器起义，投奔新四军苏中军区。日军赶到营地时，那里也已经空了。

1943年，日伪军在苏中进一步推行清乡，新四军继续开展反清乡斗争。这样的战场不只有正面交火，封锁、情报、人员联络都牵动部队安全。南坎这次脱险，正发生在这类持续较量中。

新中国成立后，施亚夫担任江苏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投身国家建设。2010年11月23日，他在南京病逝，享年96岁。

那张烟盒里的纸条并不长，却让一场针对新四军高级干部的围捕落了空。

后来叛徒被查出，施亚夫也在1944年带队起义，这两步都说明，潜伏工作不是一次冒险就结束，既要在危险来临时送出消息，也要在长期周旋中守住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