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看守张学良25年的刘乙光调任。临走时张学良塞给他一笔钱,他惊了:这25年可没少虐待对方啊!
酒桌上,刘乙光接过那信封,指节捏得发白。他没敢当场拆,直到回了家,关上门,才把牛皮纸袋里的东西倒在桌上。除了钱,还有一张便条,上面是张学良的字迹:“给孩子上学用。”
刘乙光坐在椅子上,盯着那张字条,耳边又响起三天前接到的电话。那头是上面的人,声音很冷:“老刘,走了也好。有风声说那边想借你的嘴说些不该说的,你清楚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
他清楚。二十五年的日记本,就锁在书桌抽屉里。
第二天,刘乙光没去新单位报到,而是去了台北市区的一条小巷。他走进一家不起眼的茶行,对柜台后的老板点了点头。老板引他进了里间,沏上茶,并不多话。
“东西我带来了。”刘乙光把一个布包放在桌上,“二十五年的记录,一天不落。”
老板打开布包,里面是几本厚厚的、边角磨损的笔记本。他随手翻开一页,是1941年在贵州的记录。“张氏急性阑尾炎,未奉令即送医,手术及时,免于一死。”他抬眼看了看刘乙光,“就这些?”
“就这些。”刘乙光声音干涩,“看病、吃饭、会客、说了什么话,都记了。别的,没有。”
老板合上本子,推回布包。“上面看了你交的报告,很满意。说你守住了本分,该记的记,不该记的,一个字也没多。”他顿了顿,“这笔钱,你安心收着。算是……辛苦费。”
刘乙光没动那个布包。他知道,交出去,这二十五年就真成了一纸冰冷的报告;留下来,却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刀。最后,他还是把布包往老板那边推了推。
从茶行出来,他觉得台北夏天的太阳晃得人眼晕。他想起1947年二二八事件时那封“必要时处决”的密令,就夹在某一本日记里。当时他没写进去,现在,也不会有人知道。
一周后,刘乙光到安全局特勤室上任。办公室宽敞,窗外能看见远山。他拉开抽屉,里面空空荡荡。那个布包交出去后,他好像轻松了,又好像彻底空了。
几个月过去,风平浪静。直到深秋,他收到一封信,没有署名,字迹却是熟悉的。只有一句话:“桐梓阑尾事,已忘;雪窦山枪响,犹在耳边。珍重。”
刘乙光把信纸凑近炉火,看着它卷曲、变黑、化成灰烬。他忽然想起送别宴那天,张学良扶他起来时,手很稳,眼神里没有恨,也没有恩,就是一种看透了的平静。那时他不懂,现在好像有点懂了。
那笔钱,他到底没用。原封不动存进了银行,存折上写的是儿子名字。
后来他退休,闭门谢客。书房墙上一直挂着一张合影,是很多年前在井上温泉拍的,照片里他和张学良都站着,中间隔着一张石桌,不远不近。有人来问,他只说:“都是过去的事了。”
晚年生了一场大病,躺在医院里,人有些糊涂。有时突然抓住儿子的手,喃喃道:“……那枪,再慢一点就……”又说:“……电报……不能等……”儿子听不明白,只当是老人说胡话。
他去世时,挽联和寻常吊唁一起送到。张学良那边再没别的消息。
很多年后,银行通知有一笔多年的定期存款无人领取,联系家属。儿子去办理时,看到存款日期是1962年夏,恰好是调任那一年。本金加利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忽然想起父亲书房那张合影里,两人之间始终隔着的那张石桌的距离。
不远,也不近。刚好是一个信封递过去,一只手接住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