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张学良时隔22年再次见到蒋介石，对蒋介石说：“总统，你老了。”蒋介石看了张学良一眼，淡定地说：“你秃了！”

见完蒋介石的第二天，张学良回到住处，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赵四小姐走过来，轻声问：“他说什么了吗？”
张学良摇摇头：“还能说什么？不过是些场面话。”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他说西安事变对国家损失太大。这句话，就定了我的后半生。”
赵四小姐沉默了。她转身去倒茶，手有些抖。
那之后，日子照旧。看书、散步、吃饭、睡觉。只是张学良看《论语》的时间更长了。有时候一坐就是一天，书页却很少翻动。
1959年初，宋美龄答应帮忙要的钱到了。数目不多，但够用一阵。送钱的人还带来一句话：“夫人说，让您保重身体。”
张学良苦笑了一下。保重身体？这软禁的日子，身体再好又有什么用。
春天的时候，刘乙光突然说可以搬到台北近郊的北投去住。房子不大，但有院子。张学良知道，这不是老蒋发善心，而是美国那边又在施压了。
搬家那天，张学良站在院子里看了看天。云很厚，像要下雨。
新住处比原来宽敞些，活动范围也大了一点。偶尔可以在特务的陪同下，去附近的山上走走。有一次爬山，张学良在半山腰停下来，望着海的方向。
刘乙光跟在一旁，也不催他。
站了十几分钟，张学良突然问：“你说，那边现在是什么样子？”
刘乙光愣了一下，没接话。
张学良也不需要他回答，转身往山下走。步子很慢，背更驼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台北的夏天又湿又热。张学良开始写点东西，不是日记，是一些回忆片段。写写停停，写了几页就撕掉。
赵四小姐问他在写什么。
他说：“没什么，练练字。”
其实他在写西安事变那几天的事。写的时候手会抖，字歪歪扭扭的。写完了又觉得不对，不是这样，不是那样。最后把纸团成一团，扔进废纸篓。
秋天，宋美龄又来看过他一次。带了些水果，还有几本英文杂志。
聊了不到半小时，说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临走时，宋美龄说：“汉卿，多读点书，总是好的。”
张学良送她到门口，看着她上车离去。
车消失在路口，他还站着。刘乙光在旁边轻声说：“张先生，回屋吧。”
那年年底，蒋介石七十三岁生日。有人送来寿桃，说是总统府让带的。张学良看着那盒寿桃，对赵四小姐说：“你说，他是不是想让我活得比他久？”
赵四小姐没说话，把寿桃收了起来。
晚上，张学良睡不着。他走到院子里，点了支烟。北投的夜晚很安静，能听到虫鸣。
他想起1936年的冬天，西安也很冷。那时候他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这么多年过去，对错已经模糊了，只剩下结果——他在这里，他被关在这里。
烟烧到手，他才回过神来。
1960年，张学良六十岁。没有庆祝，和平常一样过了一天。晚上赵四小姐煮了碗面，加了个鸡蛋。
吃面的时候，张学良突然说：“我父亲要是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会怎么想。”
赵四小姐说：“大帅会理解你的。”
张学良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那之后，他越来越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或者坐在院子里发呆。有时候刘乙光跟他汇报事情，他要反应很久才“嗯”一声。
身体也渐渐不好起来，经常咳嗽。医生来看过，说是抽烟太多，加上年纪大了。
医生开了药，嘱咐少抽烟。张学良答应着，等人走了，又点上一支。
他知道自己等不到自由的那天了。不是预感，是确信。从1958年见到蒋介石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了。
有时候他会想，如果当年没送蒋介石回南京，现在会在哪里？在东北？在香港？还是在美国？想这些也没用，人生没有如果。
他只能在这个院子里，一天天老去。从“少帅”变成“那个老头子”，从意气风发变成沉默寡言。
而这一切，都始于1936年冬天的那个决定。
他做了选择，然后承担后果。就这么简单，这么残酷。
北投的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一年又一年，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