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王淦昌邀请束星北加入中科院，束星北把头一扬，说：“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我看不惯。”当时的院长郭沫若是个文人，根本就不是搞科研的，确实还有很多人也是非科学家，都在院里面安排了职务。

束星北第二天一早就钻进了浙大的实验室。他摆弄着一台老旧的示波器，波形在屏幕上跳动，几个学生围在旁边记录。助手推门进来，递上一份公函。

“北京来的，”助手说，“中科院下周有个学术委员会会议，请您列席。”

束星北扫了一眼落款，把公函搁在沾了油渍的实验台上。“不去。”

“可这已经是第三次通知了，”助手低声补充，“王淦昌先生特意打了电话，说这次要讨论新实验室的预算。”

束星北调整了一下旋钮，屏幕上的波形稳定下来。“他们讨论他们的预算，我教我的学生。”他转身对学生们说，“刚才的读数，谁记错了？”

一个学生怯生生地举手。

“错在哪里？”束星北问。

学生指了指记录本上的一行公式。

“去重算，”束星北说，“算对了再来告诉我。物理不认级别，只认对错。”

一个月后，新实验室的分配方案下来了。浙大物理系只分到一间朝北的小房间，主要设备都拨给了几个新成立的研究所，那些研究所的负责人大多是行政出身。束星北看着分配表，没说话。

他把几个优秀的学生叫到办公室。“想继续跟我做研究的，留下。想转去那些大研究所的，我不拦着。”

学生们互相看了看。最后，三个人留下，两个人低头离开了。

留下的学生里，有个叫陈立文的，胆子大，问：“先生，我们以后还能申请到经费吗？”

束星北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手稿。“这是我最近推导的模型，国际上还没人做。把它做出来，比什么经费都有用。”

他们开始用最简陋的设备验证那个模型。没有足够的照相底片，就用玻璃板涂感光材料代替；没有自动记录仪，就轮流守在仪器旁手动记录。实验室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

王淦昌中间来过一次，看见他们用土办法做的计数器，沉默了很久。临走时，他说：“老束，我还是那句话，中科院需要你这样的人。”

束星北正在焊接一根导线，头也没抬。“等你们那里，讨论预算的时间少于做实验的时间，再说。”

秋天，国际物理学界一篇论文引起了轰动，其核心思路与束星北手稿上的模型高度相似。王淦昌看到论文，立刻驱车赶到浙大。

束星北不在实验室。学生们说，他去图书馆查资料了。

王淦昌在图书馆的角落找到了他。束星北面前摊着几本最新的外文期刊，正用铅笔在草稿纸上飞快地演算。

“你看到了吗？”王淦昌指着那篇论文。

“看到了，”束星北说，“他们用了更先进的加速器，数据更漂亮。但我们三个月前，用玻璃板和手工计数，已经看到了类似的迹象。”

“你为什么没发表？”

“数据不够漂亮，审稿人不会信的。”束星北放下铅笔，“但我的学生知道了物理该怎么搞，这就值了。”

王淦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我争取到了一个独立研究组的名额，不受行政序列管理，直接对口学术委员会。设备预算单列。”

束星北接过文件，看了很久。

“条件是什么？”他问。

“没有条件，”王淦昌说，“只有一条：研究成果归研究组，不挂任何行政领导的名字。”

束星北合上文件。“组员我来定。”

“当然。”

“设备清单我来拟。”

“没问题。”

束星北站起身，把桌上的期刊和草稿纸整理好。“什么时候开始？”

“你签了字，”王淦昌递过钢笔，“下周就可以开始。”

束星北在文件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把钢笔还给王淦昌时，说：“我还是会吵架的。”

王淦昌笑了。“该吵的时候，我跟你一起吵。”

研究组的第一批设备运抵那天，束星北带着学生们亲自开箱、安装、调试。他们拆掉木箱的声音很大，走廊里几个行政人员探头看了一眼，又缩了回去。

晚上，束星北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他锁门前，检查了一遍所有仪器的电源。示波器的屏幕暗着，但他知道，明天那里又会有新的波形跳动。

他关上门，走廊里很安静。窗外的梧桐树上，最后几片叶子在风里晃了晃，终究没有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