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兄弟故意为之的，灭掉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已经知道清廷极度猜忌湘军和自己，要求裁撤湘军

曾国荃回湖南那天，曾国藩送到江边。两人都没怎么说话。

“哥，”曾国荃上船前回头，“保重。”

曾国藩点点头。船开了，他还在岸上站着。幕僚赵烈文轻声说：“大帅，风大。”

曾国藩转身往回走，步子很慢。

裁军的事推进得很快。曾国藩亲自核对名册，每裁一营就盯着发饷银。有将领嘟囔：“大帅，留点老底子吧。”曾国藩抬眼看了看他，那将领就不说话了。

朝廷那边不时有密报来。说官文在武昌扩军，僧格林沁的骑兵往南调了五十里。曾国藩看完就把密报烧了。

十月，彭玉麟从长江水师赶来。两人在书房坐了一刻钟。

“老师真要裁光？”

“嗯。”

“水师呢？”

“也裁。”

彭玉麟站起来走了两步：“朝廷以后翻脸怎么办？”

曾国藩把茶杯盖轻轻合上：“那就翻吧。”

腊月，裁到吉字营。这批兵跟了曾国荃十几年，闹了起来。十几个老兵跪在行辕外头，说要见曾九帅。

曾国藩走出来。老兵们磕头：“侯爷，我们没处去。”

“饷银加倍。”

“不是钱的事……”

曾国藩沉默了一会儿：“回乡分田。我写信给各县衙门。”

有个老兵哭了。曾国藩转身进去，对赵烈文说：“闹事的，领完饷单独多加五两。”

到了年底，长江上兵船少了，商船多了。曾国藩的奏折也越来越多，全是汇报裁军进度的。军机处的回复总是那几句：知道了，酌情办理。

有天夜里，曾国藩在签押房看地图。赵烈文进来添茶，看见地图上画着好多小圈——都是裁掉的湘军驻防地。新补上去的绿营驻地，用朱笔标着，稀稀拉拉。

“大帅担心空隙太大？”

曾国藩没回答，手指在南京位置上敲了敲：“明年开春，我也该走了。”

同治四年正月，朝廷旨意到了：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接旨后，幕僚们松了口气。直隶总督拱卫京师，看来朝廷还是信任的。只有赵烈文注意到，曾国藩接旨时手抖了一下。

收拾行装时，曾国藩特意交代：“湘军的文书，一件都不带。”

船队北上那天，码头上冷冷清清。几个留下的老将领来送行，眼圈红着。曾国藩挨个拍了拍他们肩膀，什么也没说。

船过徐州时，他站在甲板上看岸。这一带原是湘军剿捻的战场，现在插满了绿营的旗子。旗子没插稳，在风里歪歪斜斜的。

儿子曾纪泽走过来：“父亲，进舱吧。”

“你看，”曾国藩指着岸上，“那些旗。”

曾纪泽看了半天：“插得不好。”

“不是插的问题。”曾国藩说，“是地太松了。”

船到天津，直隶的官员来接。为首的是个满人侍郎，说话很客气，但带来的护卫比惯例多了一倍。

住进行馆当晚，曾国藩叫来曾纪泽：“明天开始，你每天去街上转转。记下粮价、煤价，还有衙门当值的人数。”

“父亲是觉得……”

“记下就行。”

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待了两年。这两年他很少谈军事，只修水利、审案子、劝农桑。奏折里全是雨水、粮价、河道工程。

偶尔有湘军旧部来访，他总在客厅见客，从不留饭。客人要走时，他会问一句：“家里还好吗？”对方答“还好”，他就点点头：“那就好。”

同治七年，他又被调回两江。离京前，慈禧召见了一次。那天他回来很晚，曾纪泽等着他。

“太后说了什么？”

曾国藩慢慢脱官服：“太后问，江南还有没有湘军。”

“父亲怎么答？”

“我说，湘军是朝廷的军队，朝廷让有就有，让没有就没有。”

曾纪泽等着下文。但父亲已经吹了灯。

重回南京那天，曾国藩先去看了明孝陵。他在那儿站了很久，下山时对轿夫说：“走太平门。”

太平门城墙早已修好，看不出炸过的痕迹。轿子经过时，曾国藩掀开帘子看了一眼。就一眼。

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今日过太平门，砖石如新。十四年血战，留痕者唯人心耳。

写完后把笔一搁，叫来仆人：“明天开始，闭门谢客。旧部来的一概不见。”

仆人应声要退，他又补了句：“九老爷那边来信，照常送进来。”

信是每月一封。曾国荃在湖南修祠堂、买田地、生孩子。最近一封信里说，湘乡又出了个神童，十二岁就中了秀才。

曾国藩回信：勿与官署往来。

他把信封好时，窗外传来打更声。三更天了。

他想起咸丰四年，第一次打胜仗时，咸丰皇帝高兴得脱下黄马褂赏他。那时湘军才五千人。

现在黄马褂还收在箱子里，衣襟上的血渍洗淡了，但还能看出来。

曾国藩吹灭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躺下，睡着了。